青岛港24年34次涨工资 农民工现大转变

　　每年1000万奖励技术成果

　　为了吸引知识分子参与到港口的建设和发展中来，青岛港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让知识分子真正做到面向基层、面向职工、面向市场、面向货主、面向外部，一切从港口的实际出发;还专门出台了《关于实施人才强港战略的激励机制》，建立起了符合港口实际情况的港内职称评聘体系和评价标准。

　　近年来青岛港先后表彰奖励了优秀科技成果5000多项，每年拿出1000多万元奖励技术成果和优秀科技人才;对集团级专业技术拔尖人才还实行津贴制度，推行高技能岗位津贴，在技术含量较高的岗位中，实行岗位首席制度，每年评选一次，每月给予一定津贴。一大批技术工人、知识分子在港口发展中脱颖而出，走上集团中层领导岗位和管理岗位。

　　他和桥吊成了铁哥们

　　QQCT工程技术部综合办主任，集团劳动模范

　　高吉凯是一名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在设备技术管理岗位上已经干了近25年。

　　1993年的一天，领导把高吉凯带到集装箱码头2号桥吊前，说了一句：“今后你负责维护它。”面对这个高70米、重上千吨、价值数千万元的庞然大物，顿时，高吉凯感到了肩上“压力山大”。他说，这是青岛港对知识分子的信任，也是对技术人才的渴求。

　　此后，高吉凯与这庞然大物结下了不解之缘。2号桥吊是国内第一代桥吊，现状是技术状况差，技术资料不齐全，为尽快熟悉设备，他牢记一位领导说的一句话：“桥吊是铁哥们，你出多少力，它就有多少回报，决不会骗你。”从此高吉凯一头扎在设备上，桥吊作业时就多观察，空闲时就抓紧时间检修、调整，很快摸透了各部位的技术性能，也与桥吊这个铁哥们结下深厚的感情。

　　2001年的青岛港集装箱西移，高吉凯作为先期来到新港区的技术人员，参加了当时世界最大桥吊技术规格的制定，现场调试等工作，在码头投产前就编写了钢丝绳更换等7项工艺，为码头按时投产和创世界效率保证了桥吊的安全可靠，2004年被集团授予首届“桥吊专家”荣誉称号，同时获得集团劳动模范称号。2009年底，公司成立工程技术部综合办，他承担了部门的组建和负责工作，从业务技术转向技术管理工作。

　　“港口装卸都是靠设备出力，设备运行正常是重中之重。”高吉凯说，谁说知识分子不能干体力活，过去，他每天在几十米的桥吊上爬上爬下，一天攀爬的高度相当于爬崂山，也干得很带劲。“如今青岛港正在建设第4代港口，我们还要继续知识更新，越干越有干头。”

　　　24年涨工资34次

　　青岛港一直坚持共建共享，职工工资待遇与企业效益同步增长。即便是2009年，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但青岛港仍出台激励政策，鼓励大干多超、多劳多得，继续全员增资，其中农民工的增资幅度达到13.4%。

　　多年来，青岛港把“年年为员工增加收入”作为制定工资制度的基本原则，连续24年34次涨工资，并且保证一线员工的工资收入大大高于其他岗位员工。

　　　当年曾被熟人看扁

　　在集中采访中，工人们与记者敞开心扉交流，多达数十人的一对一采访中，他们一次次提及“尊严”两个字，让记者不得不注意、思考。为什么，这两个字这样重要?

　　很多年前，老码头工人出大力、流大汗，工作没有技术含量，生活在社会底层。在他们心中，当代的码头工人不但是收入高了，生活好了，工作更有价值了，更重要的是得到了尊严，挺直了腰杆——这可能是很多人心中最渴望的东西。

　　采访中，金牌工人许振超给记者讲了一个有关尊严的故事。

　　“大吊车,真厉害,成吨的钢铁,它轻轻地一抓就起来!”这是八大样板戏《海港》中的一句唱词，描述的正是码头工人的作业场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出戏传唱一时。当时，年轻的许振超正是被这个场景深深吸引，决心走出国棉七厂，到港口上试试身手，“感觉那是男人干的事”。

　　可是，到了港口工作，他才体会到码头工人的不易。“40斤一麻袋的古巴糖，一次扛三包在肩上。经过长途贩运，糖已经板结，硬的像岩石，走一步都要命!”那个时期，许振超最大的感受就是累，每天下工回来，“累得让你什么都没法想，就那种累。”

　　码头的作业环境也不好，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就着矿粉吃饭。又累、又脏、又苦，这就是老码头工人的工作写照。更让人难过的是，码头工人走哪都让人瞧不起。因为许振超转行做了码头工人，他的亲友纷纷表示不理解。有一次走在路上，一个朋友看见他过来，头一扭，装不认识走了过去，“当时社会上就是这样看码头工人。”

　　许振超说，现在的青岛港码头工人待遇很好，收入高。但其实，码头工人收入一直不低。“70年代我就能挣43块钱工资、45斤粮票，在社会上算高的。但收入高不等于有尊严，一样被瞧不起。”

　　如今，码头工人有知识、有文化、懂技术，为经济、社会做出巨大贡献，腰杆挺直了，社会地位越来越高。作为一个老码头工人，许振超对“尊严”两个字的体会比很多人都深。

　　说起现在码头工人的地位，许振超讲得更实在，他说起了码头工人找对象的变化。“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码头工人找媳妇难。由于工作条件差，原木装卸等作业风险非常大，说没命就没命，哪个女人愿意跟?”后来，工作环境有所改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码头工人找媳妇不难了，“但我队上的很多工友的对象都没工作，说到底，还是社会地位低。”

　　“现在呢，我们码头工人价值被社会认可，找什么对象的都有。”说到这里，许振超笑了，他掰着指头给记者数，有几个同事家属是老师、有几个是医生、几个是护士，还有几个是白领。

　　“工人伟大，劳动光荣。”就在那一瞬，这8个字在记者心中升起，清晰、有力，仿佛能感到它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