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因超生被开除 22年后顶替者借身份证要办退休

　　64岁的孙存良个子不高，黑瘦的脸上布满皱纹，有点驼背。这个曾经当过15年教师的河南老汉，早年因为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离开了校园，却在无意间发现，学校里出现了以他名义执教的人，教了18年直到退休。

　　他寻找过、举报过，一度与对方达成了协议，但最终他决定把这件事公之于众。他在电话里讲述着自己二十多年的经历，情绪激动。

　　直到3月12日，他从镇政府处获得了一笔60万元的补偿金，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20年的维权路不声不响地走到尽头，他高兴，又有点憋屈，钱到手了，没有听到一句道歉。

　　次日，让老伴在家看孩子，孙存良则拎着行李前往无锡的工地，“家里闷，想出来散散心。”

　　教职

　　河南省虞城县孙楼村，房屋之间的小路是砖头铺成的，一下雨，砖缝里的土变成泥涨出来，很难找到下脚的地方。

　　1977年，孙存良高中毕业回到村里。因孙存良有知识，相熟的知青给大队推荐，让他来村里做教师。

　　孙存良回忆，当年大队支书过来商量这事，他一口答应了。教职当年吃香，一个月记十个工分，外加五、六块钱的报酬，比种地的工分高。

　　孙存良家的麦田

　　孙楼小学离孙存良家四五百米，六个自然村的学生都来这里上课。70年代，村里还是土路，老师领着学生盖房，一个学生抱两块砖头，一趟趟地搬到没封顶的土屋前，这才有了后来土坯房、瓦片顶的两排教室。

　　孙楼小学教室原址

　　刚满20岁的他教小学四五年级，学生都有十五六岁。孙存良手里只有语文书、数学书和一本劳动书，他向同事借了本大字典，逐个查出语文书中生词的意思。没有参考资料，数学题也是自己琢磨。晚上还要教生产队的扫盲班。结婚前，孙存良都住校。

　　孙存良喜欢教书。早上骑车去学校，一路上都是背着书包的学生，“老师好”的问候环绕在耳边。

　　孙存良曾在孙楼小学任教15年

　　1980年，孙存良结婚了，妻子吴桂芳(化名))没上过学，不识字，只会以小麦的生长来标记时间。

　　由于农村包产到户，孙存良没时间种地，担子压在吴桂芳身上。不过孙存良月工资有四五十块钱，一家人的生活还算安逸。

　　大女儿孙莉萍(化名)记得，小时候自己常去父亲的办公室玩，学校里所有老师都在一起办公，他们常常逗自己开心。而父亲白天上班，晚上教自己背古诗、做算数，只有等她睡了，父亲才会回到屋子里看书、写教案。

　　孙存良的办公室原址，现被改为幼儿园

　　“开除”

　　1986年出生的孙方桥(化名)比姐姐小两岁，村里人形容他“脑子不灵光”。孙存良回忆，二儿子一直到三五岁才缓慢地学会说话。

　　1989年，孙存良的三女儿出生了。同年，孙存良考了《中小学教师任职资格证书》，想着自己不久就可以成为正式的在编教师，生活会越来越好。

　　1991年，吴桂芳又怀孕了，她很少出门，憋不住了就去房屋后面的背街小巷走走。这一胎生下来是个儿子。

　　次年春天，孙存良照常去学校上课。在办公室，领导走到他身边，告知他被“开除”了。原三庄乡中心小学校长李长喜向澎湃新闻回忆说，“是乡党委作出的决定，因为计划生育政策紧，超生的都不让教了。”

　　孙存良清楚计划生育的政策，离开前，他把课本还给学校，走到教室跟学生们说些鼓励的话，提着东西走了。

　　可回到家，心里不是滋味。晚上妻子做好饭，他跟家人说了这事，父亲再没动筷子。除了孩子的闹腾，一夜无话。孙存良强撑着吃了一碗面条，一个人走进里屋，吴桂芳宽慰他，“开除就开除，人家种地，咱不会种？”

　　第二天，孙存良去三庄集中心小学找校长，他记得校长跟他说，不让教就再等等吧。两个月后，村支书张胜利找到孙存良，学校缺老师，想让他回去。孙存良高兴，他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可是教了两个月，没领到工资，孙存良又回家了。

　　对此，张胜利回忆说，学校的人事关系和薪酬是由中心校的领导管理(注：乡镇的中心校一般负责管理本镇的小学和村级小学)。不过原三庄乡中心小学校长李长喜不愿多谈，他表示不记得孙存良又教了两个月的书。

　　顶替

　　离开学校后的孙存良和妻子守着十几亩地，农闲时就去造纸厂、砖窑厂干活。

　　被开除前，孙存良很少干体力活，120斤的身板使不出力气，但生活渐渐把他磨成壮劳力。

　　310国道旁有个面粉厂，离孙楼村两三公里。孙存良经常在村里收粮食卖给面粉厂。有一次，孙存良开着三轮车拉几千斤的粮食过桥，桥是新建的，地上的土还没凝固，车轮陷进去，大袋的粮食压着车走不动。村里的男人都出去打工了，没人帮他，孙存良只好一袋一袋地把粮食背下车。

　　若不是另一个“孙存良”的出现，孙存良的从教记忆已经就此封存。

　　2000年，9岁的孙艳收和同学一起跑到三庄乡中心小学玩耍，偶然间看到公告栏上父亲的名字，可照片却是另一张年轻的面孔。回到家，孙艳收跟父亲说，“学校里有个跟你重名的老师。”是不是被人顶了名字？孙存良怀疑。

　　一次去村口赶集，孙存良碰到老同事，同事也说起这件事。通过同事的描述，他知道顶替的人叫南纪成，中专毕业，之前是三庄乡中心小学的代课老师。

　　孙存良没见过南纪成，但与南纪成的姐夫孙卫星相熟。孙卫星是中心小学的会计，也是孙楼村的村民。

　　2001年，恰逢民办教师改革，教师的工资统一由县教育局发放。所有教师要到三庄乡中心小学填表，同事通知了孙存良。他想通过这件事验证，自己的身份是不是被人顶了。

　　填表这天，孙存良拿着身份证来到三庄乡中心小学。核查档案时，他在乡政府和财政所的表格上都看到了自己的名字。他想着，用自己的身份证填上表格，也许就能把顶替自己的人顶掉，“他肯定没我的身份证”。

　　孙存良称，已调到县教育局工作的孙卫星很快找到他，表示不希望他把表格交上去。两人在学校的办公室，从下午谈到天黑，谈话变成争吵，最后不欢而散。

　　在孙存良的记忆里，孙卫星当时先行离开，留下5000元现金。当晚，孙存良和妻子一夜无眠。5000块钱就放在桌上，他不敢动。第二天，没人收他的表格。

　　他想着，如果他还在教书，也许孙方桥就能在自己的照顾下念完中学，不至于三年级就辍学在家，一家人的日子也不会这么苦。

　　举报与妥协

　　2001年之后，孙存良拿着身份证和那5000块钱到县纪委举报多次。

　　一晃9年过去，孙存良边打工边举报，一直没有结果。南纪成继续以孙存良的身份在三庄集中心小学任教，并于2003年9月调入田庙乡寓贤小学。

　　2005年之后，村里很多人跑到外地打工，孙存良也跟着去。孝感、北京、霸州、无锡，孙存良去了很多地方。抬钢筋、造大梁，干的都是力气活。

　　2010年初，他特地搭一个多小时的班车来到商丘，把手写的举报材料打印出来，寄了6个特快专递发往虞城县政府和教体局。

　　寄材料时，他并没有多大把握，“但我必须想办法不让他教，要出这个气。”

　　同年4月，虞城县纪委开始调查此事。孙存良接到纪委的电话，就赶紧骑着自行车跑到县城。孙存良坐在纪委的办公室，边讲边催促工作人员落笔记下关键的话语。

　　他没有等到调查结果，却等来一场冲突。

　　2010年冬天，孙存良刚吃完早饭出门干活，他接到三女儿的电话，有人把家门砸了个窟窿，电话里传出猛烈的撞击声。孙存良跟女儿说把门关好，他赶紧报警。

　　邻居杨柳青(化名)证实了此事，当时她一个人在家，“南纪成的父亲吃过早饭就来闹，他七十多岁了。”她吓得躲进屋里不敢出门。杨柳青听见了门外的叫骂声，“骂得难听。”孙存良家大门紧闭，她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住人，只记得偶尔孙家人会回家看看，拿上东西就走。

　　孙存良不敢回家，在亲戚家住了一个月。吴桂芳拉着一岁多的孙子住到妹妹家，留小女儿看家。

　　邻居孙继海证实，后来南纪成一家提出，每月给孙存良350块钱作为补偿，还请他去当说客。“他(孙存良)谁的面子也不从，谁也说不下来。”孙继海说。

　　独自在家的小女儿受不了门外的骚扰，她打电话给父亲，想拿桶汽油点着，跟对方同归于尽。

　　临近过年，不堪其扰的孙存良接受了孙卫星的协议。签协议这天，孙卫星安排在县城的饭店，包间里围坐着一圈老同学和领导。饭后，他在协议上签了字。一桌子菜花了400块，在周围人的撺掇下，孙存良结了账。

　　第二天，孙存良带着妻子和孙子回家，小女儿看到他们后放声大哭。

　　在那之后，南纪成每个月给孙存良350块钱。被砸坏的大门，孙存良用木头把洞补上，拿红色油漆涂了很多遍。

　　被砸坏的大门

　　退休

　　7年过去，孙存良挣到了钱，老家的房子翻新，还给小儿子在县城买了房。但他不舍得在自己身上花钱。

　　2017年，孙存良60岁，正在无锡做顶管工人。机器把直径不足一人高的管道水平顶进地下，工人们钻进管子里挖出阻隔管道前进的泥土。孙存良经常弯着腰，推着装满泥土的推车从管道里出来，身上粘满泥。

　　在离2018年元旦还有两天时，他接到了南纪成的电话，南纪成想要他的身份证复印件来办理退休手续。那年，南纪成43岁。孙存良恼火地说，“你让我干啥就干啥？”

　　这通电话让孙存良记起来，他该退休了。工地上机器的轰鸣使南纪成的声音变得模糊，二十多年的心酸淹没在下陷的水泥中。

　　孙存良没心思干活。过完元旦，他坐火车回商丘，连夜写了四页举报材料。

　　孙存良没给南纪成身份证，每月350元的钱没了。可是虞城县人社局的资料显示，“孙存良”于2018年1月办理了退休手续。

　　人社局档案显示，“孙存良”于2018年1月办理了退休手续。

　　2018年7月27日，虞城县公安局发布《行政处罚决定书》，查明南纪成自2001年以来冒用孙存良身份，顶替孙存良教师档案，在三庄集中心小学及田庙小学教学，并使用其身份证信息办理工资卡和退休手续。

　　南纪成因冒用他人身份证被罚款1000元。虞城县教育局也取消了南纪成的退休待遇。而孙存良因超生被开除，也无法享受原民办教师的养老补贴。

　　南纪成因冒用他人身份证被罚款1000元。

　　2020年12月发布的《刑法修正案(十一)》明确，盗用、冒用他人身份，顶替他人取得的高等学历教育入学资格、公务员录用资格、就业安置待遇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许浩表示，刑法修正案于今年生效，而南纪成的顶替行为发生在法律生效前，根据从旧兼从轻原则，南纪成不构成前述罪名。但南纪成的行为或可构成诈骗罪，“2000元以上就可以立案了，每月的工资均属于诈骗数额。”

　　2018年10月，孙艳收在《信访处理意见书》上签下“不同意”。

　　孙存良心里一直有个疙瘩：他到底有没有被“开除”？被开除了，为什么档案还在，还能被别人冒用。

　　为此，他多次找到县教体局询问。2018年10月，虞城县教体局出具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称，孙存良因1992年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被开除，且被处理后未再从事教学工作。

　　孙存良的疑问依然没有得到解答。这两年，他隔三差五就回虞城县举报。包工头知道孙存良的难处，孙存良跟他打声招呼就算请假了。工友们不解，“这个老孙，家里这么多事啊。”

　　讨说法

　　2018年9月，孙存良将虞城县教体局告上法庭，想得到养老保险金。《河南省夏邑县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显示，教体局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不具备发放社会保险待遇的法定职责，法院驳回了孙存良的起诉。

　　夏邑县人民法院驳回孙存良的起诉。

　　夏邑县人民法院驳回孙存良的起诉。

　　2020年7月23日，孙存良再次去到商丘市信访局反映情况，得到的回复是，已交给虞城县处理。24日，孙存良在前往无锡的火车上接到镇干部的电话，他记得，对方问他要多少钱。孙存良不知如何开口，只说要考虑一下。

　　两个月过去，麦子熟了，孙存良回到家，他决定拿钱。和儿子、女儿一起商量，教师一年的退休工资有3万，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76岁，享受退休金的16年，一共48万，孙存良决定要40万。

　　寒冬腊月，回家过年，孙存良起草了协议交给镇政府。但等过完年，他也没拿到钱。

　　今年，虞城县人社局的保险系统里再次查出两个“孙存良”，因孙存良的“双重身份”，数据异常，人社局停止给孙存良发放城乡养老金。

　　孙存良的双重参保记录。

　　因孙存良双重参保记录，人社局停发了孙存良的城乡养老保险金。

　　2月22日，孙存良来到郑州市信访局，想讨个说法。商丘市纪委给郑州市信访局的答复是：案子已了结。

　　次日，虞城县教体局的一名工作人员回应记者，省市教育部门此前已经调查过此事，“是冒用的指标，过程很复杂，牵扯到的这些人，该处理的都处理了，该处分的都处分了。”至于详细的处理结果，暂不方便透露。

　　虞城县人社局的一名王姓工作人员称，“双重身份”的情况说明已递交市审计局，3月份，将补发孙存良的城乡养老保险金。

　　2月24日，虞城县教体局发布通报称：2018年5月，南纪成因顶替民师指标被县教体局取消其以孙存良名字享受的退休待遇；参与当年办理手续的相关人员，已于2018年5月由县纪委、县教体局分别给予严肃处理。

　　“处理的谁，怎么处理的，为什么没有人通知我？”带着未解的疑问，2月26日，孙存良再次来到虞城县教体局。

　　路上，孙存良接到镇政府的电话，对方说，给40万行不行。孙存良激动地说：“我现在不要钱。”

　　前一晚，孙存良把自己的问题写了满满五页纸。他把稿纸平整地放进黄色布袋里，袋子紧紧地攥在手里。下车前，他拿出稿纸，再次斟酌里面的问题是否合适。

　　教体局的门卫认识孙存良，拍拍他的肩膀说：“又来啦？”

　　他见到领导就主动上前打招呼，随后接连问起是谁帮南纪成办理了退休、当年处理了哪些干部。但他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

　　当年负责这个案子的监察室主任刘佑红告诉他，案子在2018年5月已调查结束，之后的举报都是纪委在处理。

　　在教体局来回询问的一个小时里，孙存良没有机会把前一晚写的稿纸拿出来。走之前，他在一楼的走廊里徘徊，眼神飘忽不定，自言自语道，“局长今天怎么没来？”

　　去教育局前，孙存良在稿纸上写下自己的诉求。

　　60万

　　从教育局回来，镇长把孙存良一家叫到大队部，再次谈起赔偿。

　　“如果再要40万，我感觉有点亏，一下子要60万又感觉在苛抠(发言：为难)他。”孙存良说。

　　和家人商量后，孙存良决定，要60万，不讨价还价，他说得硬气。

　　3月5日，“由于被别人冒名顶替导致其回家，长期靠打工维持生计，家庭经济十分困难”，镇政府决定一次性给予孙存良60万的“补偿和救济”，包含精神损失费10万元、家庭生活救济款50万元。

　　3月10日，镇政府与孙存良签订协议书，给予孙存良60万补偿金。

　　第二天，孙存良和儿子、女儿来商丘市找律师起草协议。孙存良心里打鼓，他害怕得不到钱，也害怕拿钱后得罪人。

　　3月10日，孙存良拿着协议来到镇政府，协议被敲上公章，孙存良的心踏实了。

　　但他还有一个心愿没有了结，他希望孙卫星能给他道歉，希望教体局给他一份带有公章的证明，证明1992年春天，他没有被学校开除。

　　然而，一切都随着60万的到来结束了。村支书劝他：“你和孙卫星都合不来，没啥可说的，给他个面子吧。”孙存良同意了；教体局不愿意开证明，孙存良也不再追究。

　　3月12日，60万打到孙存良的存折上。

　　这天晚上，他去饭店买了两个菜，吴桂芳把冰箱里的鸡炖了，孙艳收想买一挂鞭炮冲喜，孙存良制止了：“显得跟咱胜利了一样，人家面子上挂不住。”孙卫星跟孙存良是一个村的，尽管孙卫星一家早已搬走，孙存良也不想让村里人说闲话。

　　饭桌上，孙艳收劝父亲，别去打工了。可孙存良早已联系了邻村的工友，准备第二天晚上坐火车去无锡。

　　走之前，孙存良嘱咐吴桂芳，领着孙子在家，只管吃饱，其他啥事都不要干了。在工地，孙存良买了油、菜，多买点肉和鸡蛋，“有钱了，咱也得吃好一点。”

　　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