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瞻：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将举行，怎么谈？谈什么？

　　此时此刻，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的气温仍在零下，但中美双方的先期团队已经开始在当地进行紧张的准备。3月18日至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将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这里举行中美高层战略对话，这也是拜登政府上台后两国官员之间的首次面对面接触。

　　目前，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已经抵达安克雷奇，在阐述中方对此次对话的期待时，崔天凯表示：“我希望这能够成为一个开端。双方能够开启一个坦诚、建设性、理性对话和沟通的过程。如能做到这一点，我认为这次对话就是成功的。简而言之，我希望双方带着诚意而来，带着更好的相互了解离开。”

　　目前中方团队正在前往安克雷奇的飞行途中。沙利文以及结束访问韩国行程后的布林肯也将先后抵达安克雷奇。

　　不同以往的“2+2”

　　就在这几天，美国拜登政府刚刚推出了1.9万亿美元强刺激经济方案，旨在刺激内需，提振美国国内经济发展。同一时刻，中方也开启全面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征程，新华社3月13日公布了“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全文。

　　对于双边关系来到十字路口的中美两国，在此时此刻举行的高层战略对话，其重要意义非比寻常。

　　此次对话采取的是“2+2”的形式，中方和美方各由两位外交领域的高官领衔。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7日表示，举行中美高层战略对话系美方提议，“2+2”的形式也是美方提议的，而中方赞同美方这一提议，应邀赴约，这体现了我们对重启中美对话交往、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的善意和诚意。

　　通常意义上，“2+2”指的是外事部门与国防部门负责人联席出席的会谈，美国近日刚同日本举行类似会谈。然而此次的中美“2+2”不同以往。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国际关系学系教授达巍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此次对话主要是在外交部门之间，并不覆盖军事问题，这是此次“2+2”的一个特殊性。不过从目前可以看出，双方外交部门的主要官员尽数到场参加，足见双方对于这次对话的重视。

　　事实上，从形式与参与人员上，都凸显了中美双方对于此次对话的重视程度。崔天凯介绍道，“我在北京的同事们为这次对话做了很多准备，包括议题上的准备，也包括防疫方面的准备，北京的同事们都采取了最全面、最严格的防疫措施，包括接种疫苗、进行各种检测，应该说付出了很多努力。”

　　澎湃新闻也从有关人士处了解到，除了杨洁篪、王毅、崔天凯等人之外，外交部副部长谢锋等中方具体负责中美关系的官员或也将悉数前往安克雷奇。

　　美方除了布林肯、沙利文之外，美国务院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金成、白宫国安会亚洲政策主管坎贝尔、国安会中国事务主任罗森伯格或将出现在对话现场。

　　美方高官在16日举行的吹风会上表示，此次“2+2”会谈的形式意在对外界展示国务卿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两人的相互协调配合，凸显美国对外政策的统一，向外界说明“试图分裂美国内部的‘游戏’不会起到作用”。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助理研究员孙成昊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指出，美国传统意义上的“2+2”会谈是国务卿加国防部长的联合会谈，这次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的出现，一般意义上身居幕后的国家安全顾问冲到了外交前线。

　　孙成昊认为，通常意义上国安顾问扮演的是“政策协调者”的角色，沙利文的出现一方面说明他和拜登关系很好，能够取得总统的信任；另一方面说明他本人对于中国事务非常关注。孙成昊说，现在美国各个部门仍然在围绕中国进行政策评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沙利文亲赴“2+2”会场，相信这会加快美国对华政策评估的进程，他也将在对话结束后继续推进用“全政府”的方式处理中国议题。

　　今年43岁的沙利文是美国近60年来最年轻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在希拉里担任国务卿期间，沙利文随行访问了超过一百个国家，在伊核协议磋商中扮演关键角色。

　　值得注意的还有沙利文团队的坎贝尔，这位资深的“中国通”曾在奥巴马政府中担任助理国务卿，被外界普遍认为是奥巴马“重返亚洲”(pivot to Asia)政策的“总设计师”。

　　沙利文与坎贝尔在上台之后有诸多涉华言论，但迄今为止两人最全面的对华政策阐述仍然是2019年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上撰写的中美“不招致灾难的竞争关系”(Competition Without Catastrophe)一文，这篇文章也被学界解读为当前拜登政府的对华纲领。

　　两人在该文章中谈及了对华“战略竞争”的解释，认为以“战略”一词开头的外交政策框架通常提出的问题多于其回答的问题，而“战略竞争”本身反映了竞争本身的不确定性。

　　文章认为，无论中国如何发展，美国战略都应该持久，而不是依赖于中国发展轨迹的假设。

　　人们通常认为随着美中关系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合作的空间将缩小甚至消失。但是，即使作为对手，美国和苏联也找到了在许多问题上进行合作的方式，包括太空探索、防治传染病、环境问题等。而鉴于当前全球挑战的性质，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合作需求更加迫切。两国领导人都应考虑就此类跨国挑战进行合作，这是双方的基本需求。两人还在文章中提出了中美“竞争性共存”的概念，认为美国可以挑战中国但同时与之共存，这种共存将涉及竞争与合作要素。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袁鹏17日撰文指出，沙利文认为不应太悲观看待当前国际秩序，只要世界仍需要秩序，秩序就不会轻易垮掉，他认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中国要“打烂”当前秩序另搞一套，而美方高官的这一认识是可贵的。袁鹏表示，沙利文认为虽然美国今后可能很难“主导”世界，但世界还需要美国的“领导”。“主导”一般指一切自己说了算，而“领导”则更多意味着牵头协调，这表明美方对自身实力地位的认识比过去趋于理性。美方高官对世界大势的认识，与中方的世界观有一定契合之处，这为中美之间开展对话沟通创造了一定条件。

　　达巍认为，布林肯与沙利文目前应该说是美国对华政策中最具主导性的两位官员，现在看来沙利文的作用似乎更大一些，因为沙利文的团队有许多“中国通”，如坎贝尔、罗森伯格等人。达巍表示，布林肯与沙利文的对华观点上并没有明显的差异，沙利文似乎更有“远大抱负”一些，他提出要把对华政策与美国国内政策相结合、强调符合中产阶级利益的外交政策都体现了这一点。

　　“表明立场，话题不限”

　　美国白宫发言人普萨基此前在对外介绍对话涉及内容时称，美国会在人权、涉港、涉疆等一系列核心问题上与中方展开对话，表明立场。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7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我们并没有说在对话中不可以谈台湾、涉港和涉疆问题。我们会向美方介绍有关的情况，表明中方的严正立场。

　　崔天凯17日也对媒体说道，涉及到中国主权、领土完整、国家统一的问题“中方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这也是我们将在这次会谈中清楚表明的态度”。

　　美方也在16日的吹风会上说道，对于在安克雷奇的对话，美方最初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彼此的利益关切，从而进行初步的讨论，美方也希望对中方的处境有所了解。值得注意的是，美方还特意强调，中方有些人会认为美方在公开以及私下场合的说法存在不同之处，美方希望通过此次对话说明，自己在不同场合下发出的声音是一致的。

　　白宫发言人17日称，预计会谈的部分环节将是困难的。崔天凯则强调，我们并不指望一次对话就能解决中美之间所有问题，所以对这次对话也没有过高的期待或者幻想。

　　达巍分析指出，中方现阶段更希望能够用一个框架把中美关系给框起来，好比我们之前提到的中美“三份清单”；相较之下美方则强调要谈“具体问题”，这是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区别。但无论如何，此次都是中美双方在拜登政府上台后第一次实质性的、战略性的接触。

　　孙成昊指出，观察这次会议，首先要看美方对华政策是否会在对话中有一个总体表述。之前美方重新提过“engagement”(接触)的概念，对方在此次会谈中将如何阐述竞争与接触，将是一个重要的信号。

　　即便如此，外界仍然对于此次对话抱有期待，也希望中美两国能够谈出积极成果。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16日表示，我们希望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取得积极成果。尽管中美存在分歧和摩擦，联合国方面仍期待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重建疫后世界等关键议题上找到合作之道。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15日也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专访时说道，大家都希望并鼓励中美在认定对方是“一个必须消灭或压制的对手”前要三思。新加坡希望与中美都做朋友，找到自己的路。国与国之间总会不时发生分歧。李显龙称，“我们同中美都曾偶尔有过分歧，这是不可避免的。这不意味着我们是对手，只是确实说明有些问题需要解决，同时我们又能在其他领域继续合作。”

　　新加坡《联合早报》17日也撰写社论呼吁道，中美关系牵一发动全身，两国若无法共存，世界将一直处在艰难局面，对抗不能一直是双方关系的主旋律。中美必须为一系列后续接触机会制造有利条件，进行多领域、多层次的对话，找到共同利益的契合点以修复关系。

　　澎湃新闻从有关人士处了解到，此次对话后双方不会刊发联合声明，将各自对外发布对话内容。美方在16日的吹风会上也提及了相关情况。

　　达巍表示，这次会议是否会给双方未来不同层面的更多接触铺平道路值得关注，如果能够打开中美接触的大门，此次对话最重要的目的就达到了。此次也可以关注中美双方是否会在具体问题上有所进展，至少体现出共同的兴趣，比如气候变化合作、抗疫合作、领馆问题等等。达巍还认为，格外值得关注的是美方在涉台问题上的表达，目前美国新政府并没有公开明确表示对“一个中国”的立场，这次对话中是否会有更为明确的表述，也是重要的关注点。

　　袁鹏17日也撰文指出，中美关系正面临窗口期，面临重回正轨的机遇。但同时要看到，“这个窗口期不会太长，窗口也不怎么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