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黄河粮仓”的年轻种田人

　　齐河县与省会济南一河之隔，是全省粮食生产大县，素有“黄河粮仓”之称，已连续13年粮食总产保持在20亿斤以上，连续7年获评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春节前后记者在齐河县农村采访，有一个印象十分深刻：在村子里找个年轻人着实不容易。

　　在城镇化、工业化的浪潮前，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个必然趋势。但是要将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农业生产必然需要一定数量的高素质劳动力。“谁来种地”的问题一定要找到一个答案。

　　48岁“小年轻”种植户

　　从济南出发过黄河西行，当高楼大厦逐渐隐去，大片的田地出现在视野中，齐河县胡官屯镇便到了。

　　在胡官屯镇的金穗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记者见到了行政人员李培培。李培培是地地道道的农村姑娘，如今和丈夫打工养家，家里的20亩麦地由公公婆婆种着。“这些地一年下来能挣两三万块钱，指望几亩地养家不可能。老人主要是看看孩子，顺带着种一点。”

　　30多公里外，晏城街道大杨村，李娜的经历也颇为相似。李娜做着道具网的生意，家里的几亩地也是由婆婆种着。用她的话说，这些地更多是在“给老年人找点事儿做，不指望它挣钱的”。“种菜耽误的精力多，老人年龄大伺候不了。家里的地都给婆婆种了麦子。种麦子相对省心点，一年忙不了几天，平时她主要是给看看孩子、照顾照顾家里。”李娜说。

　　“父母这一辈还种，更多是个念想，不种地心里没着没落的。”李培培对记者说，“年轻人可都算账，一家一户要把自己的人工算进去，即便国家有补贴，那利润也很微薄，真是赚不出来。”

　　今年48岁的大杨村西红柿种植大户杨可俊，已经有了孙子孙女，当上了爷爷，但是在种地的人中，他依然是排得上号的“年轻人”。“我从23岁结婚之后就开始种大棚，到现在20多年了。大棚都换了好几茬了，回头一看，人没更新，我还是‘小年轻’。”

　　金穗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社员遍布在70个村庄。“除了无人机飞手和少数几个职员，哪有年轻的？都是五六十岁的。我们这些四十来岁的就是年轻人。”理事长袁本刚告诉记者。

　　无论是一家一户的散户，还是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都在迎接着老龄化的到来，年轻人似乎已经成为农业领域的“奢侈品”。

　　大杨村葡萄种植大户杨传健是全村最年轻的种植户，37岁，农龄7年。30岁那年，他辞去了司机的工作回村种葡萄。这么多年过去了，回乡务农的同龄人依然就是他自己。

　　李培培今年32岁。6年前，为了照顾家庭和孩子，她回到村里，在合作社找了份大部分时间干文员的工作。“咱们这个年龄谁种地啊？我知道的就一个小媳妇在种地，比我小一岁，属马。其他的，再年轻的也是40岁出头了。”李培培在合作社工作了6年，周围的十里八村她很熟悉。

　　袁本刚说：“30多岁到40岁之间的，基本没有一个在家种地的。我们想招聘个年轻人，真的是很难。”

　　看农业劳动力的构成，1980年似乎成了一道分水岭，前面的人被留在了田间地头，后边的人与土地分离开来。耕作，似乎已经成为了“60后”“70后”的专属记忆。

　　“你觉得年轻人为什么不回来？”记者问。

　　“小青年在外面打工一天好几百，回来种粮食一年千把块钱，你种吗？”晏城街道前甄村书记甄春才的反问把记者问住了。

　　趁着过年的团聚时刻，记者试图在晏城街道、胡官屯镇的几个村里找些年轻人询问一二。或许是受“就地过年”影响，临近年根儿，村里也并不似往年热闹，年轻人的身影依旧没有成批成群。当记者问及这些基本因为过年过节才会返乡的年轻人是否会考虑回乡种地时，得到的答复高度一致：不会吧。

　　“如果你们的孩子决定回村种地，你支持吗？”记者在采访中逢人就问，被问者全都是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他才不会回来。”

　　“那你们会劝孩子回来种地吗？”回答往往是半晌的沉吟——

　　“农业不好干。投入比较高，但是回报慢，还很可能一辈子翻不过身来。”

　　“农业风险大，市场一波动真是受不了。去年西红柿是十块钱三斤，今年是一块二一斤，同样的付出，产出差别大了。”

　　“一下地就嫌扎脚，连自家的地在哪里都说不清，这怎么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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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绕不开的规模化经营

　　雨水节气，万物萌动。驱车穿行在齐河县，旷野之上，返青的麦田、刚刚耕过的土地、白色的大棚次第闪过车窗。如今，田地的“边界”正在逐渐打破。

　　最早为人们接受的是土地“内部流转”，杨可俊现在种着的几块地就是这么来的。杨可俊的兄弟和叔叔外出务工，家里的地没人照料，于是便交给杨可俊打理。“这种情况很多，人不在村里了，又不想让地荒了，地就给亲戚或者邻居种着。”

　　种不动、不愿种、没法种，农村老龄化在加剧，能种得动地的亲戚、邻居越来越少。渐渐的，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等规模化种植方式应运而生。

　　为了让土地成方连片，前甄村2018年组织了一次调地。“把愿意入社户的地调在一起，不愿意入社户的地调在一起。村里有290多户人家2700多亩地，当时就有很多人不想自己种了，第一波就有100来户500来亩地入合作社托管了。”甄春才介绍。

　　前甄村村民入的社是乡土丰利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从前甄村的500亩地起步，现在合作社在多个村里种植着2000多亩地，还以半托管的形式管理着6000多亩地。“这几年越来越多的人找来想要入社，有些地块离我们自己的地很远，我们没法收。现在种地的人在变老，年轻人又不种，不入社的话真是很难办。”合作社理事长甄利军认为。

　　对于土地这种从零到整的变化，和土地、农民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大杨村党支部书记杨江林感受更深刻。大杨村位于城乡接合部，靠近齐河县城，离省会济南也近，区位优势明显。村里共有1499亩地，2014年开始流转。“刚开始能接受流转的人少，包括现在总的来看流转的地还是少，个人种个人的这种情况还有1000多亩，但这个情况肯定会变。现在还能勉强种得动的，再过几年真就没人种了。而且用老办法种地根本不行了，投入大，产出小，生产销售都跟不上。规模化种植这是个必然趋势，现在正在磨合期。”

　　目前仅仅在齐河，全县累计培育50亩以上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1630家，发展专业服务公司、农机合作社等经营性服务组织486家，粮食生产综合托管率达到80%以上。

　　“现在越来越多老百姓愿意入社了，但是有些地我们还真要不了，有些也真是不敢要。”甄利军告诉记者。

　　甄利军坦言，土地价格太高，用不起地的问题在近年来逐渐凸显。在甄利军看来，发展土地规模化经营，先是花费几年工夫破除老百姓心理上的障碍，让大家接受规模化经营的形式，然后紧接着开始遭遇产出不稳定和老百姓对土地收益高预期的冲突。“农户想让地价尽可能高，但合作社得算成本。农户的心理预期合作社根本挣不出来，这就没法推进了。我从2017年开始逐渐发现，土地太贵正在制约着合作社的发展。”

　　甄利军提出“适度调地”的概念。“年龄大的、外出打工没有时间的、不愿意种地的人，他们对土地收益的预期低，把他们的地调整在一起，规模化种植；愿意种的人对土地收益的预期高，他们继续自己种。这样农户能满意，合作社也能承受。有些地方已经采用了这些办法，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合作社遇到的土地问题不只是这些。为了增加土地收益，不少合作社都在探索三产融合的路子，农产品深加工几乎就成了必经之路。深加工首先要解决的是建设用地问题。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在建设用地指标的争夺中，农业项目的竞争力相较工业项目弱很多。“农业纳税不行，竞争不过工业项目，希望政府能给一些扶持。”袁本刚说。

　　智慧化是另一条解题思路

　　立春那天，甄利军正忙着给合作社位于前甄村的500亩地浇水。平整宽阔的土地上，喷灌机甩出70米的“水袖”。春节一过，他就要在这片土地上播种藜麦。去年，齐河加大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力度，推进藜麦规模化种植，这其中就有甄利军的500亩试验田。“这么些地靠人浇地得浇到什么时候？靠这些大型机械，一天就能完成80到100亩地的作业。”

　　正月初七，甄利军的藜麦播种拉开大幕，施肥、旋耕、播种同时进行。借助新一代的播种机，两天工夫，播种工作全部完成。“种藜麦是个技术活，不是传统播种能实现的，得借助智能化的设备。”甄利军告诉记者，“藜麦的种子跟小米似的，一开始就吐一点小芽，很弱很弱，也就比头发丝儿稍粗一点，要是种得稍微深一点就拱不出来，这就对苗床、对播种机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逼着你必须提高精细化、智慧化水平。”晏城街道在去年成功耕种500亩藜麦的基础上持续发力，依托乡土丰利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的力量，秋天又在河口闫村流转土地，今年藜麦种植基地面积可确保在1500亩以上。

　　在金穗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帮村民们打药是合作社的热门服务之一。“人工打药一天也就打20来亩地，现在无人机打药，大疆的T20、T30无人机一架一天平均作业1000亩。我们胡官屯镇总共不到10万亩地，无人机打药的话几天就能完成。而且人工打药，基本年年都有人中毒、作物中毒的，用药量不当、技术性上把握不住，都容易引起中毒，用无人机打，用量精确还安全。这就是机械化、智能化生产的效益。”袁本刚说。

　　谁都能看出智能化、数字化是个风向所在，但是真的想站上风口却并不容易。在数字化改造的资源争夺战中，僧多粥少的现象在加剧。

　　“就比如我们去年买了七八架植保无人机，但是走不上补贴。我了解到全市针对无人机的补贴也就够补20来架的，还不够我们一个县用。”袁本刚说，有些先进的新设备价格比较贵，如果国家有相应的补贴，合作社乃至农户们会更容易接受、采用新技术。

　　“现在不是说没有优惠政策，是我们有时候很难切实享受到。比如有时候买的设备，没有针对这一块的资金，有的时候是报上去了，等钱等太久。”甄利军说。

　　“可否把补贴和粮食产量挂钩？不管你请了什么专家、买了什么机械，都是为了服务于粮食。以粮食产量定补贴，这样可以大大减少不必要的中间环节，能引导大家把注意力真正放在产量上。”甄利军说。年轻的“逆行者”

　　在劳动力外流的大潮中，杨传健无疑是一名“逆行者”。

　　与众多喜欢往外走的年轻人一样，30岁之前，杨传健曾外出打工，给蔬菜商贩做过很长一段时间司机，方圆400公里他基本跑遍了。7年前看中了葡萄市场，他选择回乡务农。

　　“我当时是边开车边看行情。2013年那会儿，光齐河县城这一个地方一天能销售多少葡萄？一辆车5000斤葡萄，一天能销售12车，就是6万斤。这是光县城啊，市场多大啊？”终于，在考察了三年葡萄市场之后，2014年，这个没种过地的“农二代”回到村里。

　　很快18亩葡萄种了起来，葡萄一收获就迎来了大卖。去年，杨传健和父母经营的葡萄棚纯盈利21万元。

　　全职种地需要多方考虑，而多种形式的“兼职农民”，则为农村吸引年轻人、留住年轻人提供了一条解题思路。

　　正月初八，袁本刚带领合作社员工来到地里查看小麦苗情和土壤墒情，研究春季田间管理措施。“这片地是去年冬天我们浇了越冬水的，墒情比较好，长势也比较好。根据这个实际情况，我们把施肥和浇水的情况往后推迟。”下这个结论，袁本刚靠的不只是自己的耕种经验，还有今年新引进的四名专业技术人员的综合研判。

　　记者注意到，相较“专职农民”队伍中年轻人的难得一见，在技术员、无人机飞手、农机司机等专业技术岗位上，年轻人逐渐成为活跃群体。农业生产正向着环环相扣的链条模式演进，分段负责、专司其职的耕作方式正在逐步取代传统农业的全链条劳作。

　　甄利军告诉记者，乡土丰利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有员工七八十人，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是“全职”的。“大部分是自由活动的，农忙的时候会找他们来干活。播种的人管播种，打药的人管打药，你让播种的人去打药他也不会，大家各司其职。农机手们依靠我们，我们也依靠他们，大家彼此都比较喜欢这种用工方式。”

　　袁本刚的感受也非常相似。正月十六一早，他刚“面试”了一个志愿加入无人机飞手队伍的小伙子。“他平时打工做电焊，想着农忙的时候回来做无人机飞手打药。农业季节性很强，农忙的时间相对集中。如果大家全职待在家里那赚不出来，全职在合作社干我们也养不起，现在这种季节性用工是目前摸索出来的最好的方式。”

　　这条农业“流水线”，根据农时阶段性务农、时薪性价比高、专业技术要求高等特性，正吸引着大量年轻人以“兼职农民”的身份回归土地。

　　来源：大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