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应对疫情不力？武汉封城晚了吗？吴尊友回应

　　今天上午，在一年一度的北京论坛上，针对“中国早期应对疫情不给力”等言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做出回应。

　　他回溯了武汉当时的情况：在仅有40多个病例时，做出元旦关闭华南海鲜市场的决定，只用了几个小时；从发现新冠肺炎疫情到分离出新型冠状病毒，前后只用了一周；从病原体分离到诊断试剂，用于临床诊断，只有几天；从发现疫情到武汉封城，只有三周多，而当时武汉报告的病例仅有500多例。他说，中国早期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科学、及时、透明，武汉封城，减少了中国150万人感染新冠病毒，减少了中国6万人死于新冠肺炎。

　　他分析，从武汉、北京到大连、青岛等，我国相继迎来7波疫情，中国控制疫情最重要的措施可概括为四大策略：即坚持“四早”、狠抓流行病学调查、核酸检测和及时隔离治疗病人。

复盘1：

武汉从发现疫情到封城仅3周

　　论坛上，吴尊友以“新冠疫情形势与防控策略”为主题，系统梳理了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的发展进程。

　　在疫情最早的几周，疫情是怎么发现、怎么发生的，中国做了哪些响应？他展示了多个关键时间节点：

　　2019年12月27日，湖北中西医结合医院张继先大夫最早发现了不明原因肺炎，这几个病例很像她在2003年治疗的非典病例，她很快就把这样一个疫情向当地的疾控部门作了报告，当地部门也进行了复核。

　　2019年12月30日，武汉市卫健委发布《关于加强不明原因肺炎紧急救治工作的通知》，主要是相关医院要求主动搜索病例。

　　2019年12月31日，国家卫健委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组织了工作组、专家组到武汉协助工作。当时，武汉市只报告了40几例病例，专家组迅速决定，2020年1月1日，关闭华南海鲜市场。

　　1月3日，中国就把新冠肺炎疫情报告给了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有关国家，当时还是叫不明原因肺炎。

　　1月7日，中国分离了新冠疫情的毒株，叫新型冠状病毒。

　　1月9日，诊断试剂运往武汉，作为诊断使用。

　　1月12号，中国向世界卫生组织分享了新冠病毒毒株的基因序列。

　　1月20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列入到国家法定报告传染病。

　　1月23日，武汉市封城。

　　从发现疫情到武汉封城，只有三周，有哪些重要的发现？

　　吴尊友分析，从发现疫情到分离出病毒，前后只用了一周，这么短的时间，应该说创造了人类社会认识一种新的传染病的最短的时间记录；从病原体分离到诊断试剂，用于临床诊断，只用了几天，这也是创造了人类历史最短的时间记录；另外，利用三周左右的时间，我们确定了主要的传播方式，这种不明原因肺炎的主要传播方式和平均潜伏期。

　　他认为，这四大发现，包括分离病毒、确定基因序列、确定平均潜伏期、确定主要传播方式，“奠定了我们国家制定新冠肺炎防控的科学基础，这也是中国科学家对人类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

复盘2：

关闭华南海鲜市场曾有严重分歧

　　有很多人质疑，在武汉前期应对疫情反应不够快。吴尊友并不认同，当时反应速度如何，有数字为证：

　　从去年12月31日到到今年1月1日，华南海鲜市场关闭，这样一个决策只用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当时武汉市只有四十几个病例，且只有27个病人报告曾经去过华南海鲜市场。“专家组在作决定的时候，就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难题，仅仅40个病人，还不清楚主要的传播方式，值得不值得关闭华南海鲜市场？”他回忆，当时国家派的专家组和湖北当地的专家意见存在严重的分歧。就湖北来说，当地的专家也是全国乃至世界有名的呼吸疾病的专家，他们认为，40几个病人关闭华南海鲜市场，小题大作，不值得。“专家的分析会一直延续到凌晨4点钟。”吴尊友说，“最后国家专家组认为，我们应该以底线思维的方式，即使关闭错了，还有机会重开，如果现在不关闭，错失了机会，那就没有抓住机会，那武汉的疫情就不是我们现在观察到的这样一个局面。”

　　1月23日，武汉封城，也是另外一个重大决策。他提到，1月22日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武汉报告的病例只有500多人，“因为500多人的病例，要使一千多万人的一个大城市全部封城，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决定。”在2月，参加世界卫生组织考察团时，他分享了一个观点——武汉封城，减少了中国150万人感染新冠病毒，减少了中国6万人死于新冠肺炎。

　　吴尊友总结，这两个决定就能看出，即使在信息还不全面的情况下，中国在应对新冠肺炎方面当机立断，作出了科学的、英明的、果断的决策，“这样两个决策，既决定了武汉疫情的规模，也决定了全国疫情的规模，也延缓了病毒在全球的蔓延。”

　　值得一提的还有，1月12号，中国向世界分享基因序列。分享基因序列有什么含义？吴尊友解释，知道这个，就可以序列生产诊断试剂，研制预防疫苗，这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第一个免费的公共产品。

复盘3：

中国四大关键措施应对7波疫情

　　在武汉为源头的疫情得到控制以后，中国又相继发生了几波疫情。他说，概括起来，包括武汉，总共有7波疫情。

　　第二波，4月、5月，东北出现了有输入病例引发的当地的传播，主要是来自境外人员感染以后，在国内由于病人的管理不到位，造成了当地的传播。

　　第三波，6月发生在北京，新发地出现聚集性疫情。

　　第四波，7月、8月疫情发生在新疆乌鲁木齐。

　　第五波，也是相同的时间，比乌鲁木齐要晚一点，结束得又早一点，发生在大连。

　　第六波，国庆节前后，发生在青岛，很小规模的，只有十几例。

　　第七波，也就是在新疆喀什地区发生的聚集性疫情。

　　回顾中国出现疫情这一系列的策略，他认为，概括起来有几点：

　　第一，“四早”，所谓的“四早”就是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这是对应对传染病，特别是急性传染病非常重要的策略措施。

　　第二，中国在处理疫情的时候，狠抓病人为中心，以报告的病例为源头，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只有把这个传播链弄清楚了，才可以斩断传播链。中国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所以能够及时地把疫情控制住。

　　第三，核酸检测。一开始，中国核酸检测能力不足，尤其是在武汉疫情的早期，不能够胜任临床诊断的需求，随后改进技术，核酸检测能力大幅度地提高，当北京发生第二次疫情的时候，检测能力已大幅度上升，北京很快就确定了疫情的规模，且能够及时发现早期感染的病人。

　　第四，及时隔离治疗病人，而且免费治疗病人，这样就能够把传染的源头控制在医院，减少社区的扩散。

　　他说，“这四项措施，是中国取得控制新冠肺炎最重要的、最有效的措施。”

点赞：

北京应对疫情又快又准

　　吴尊友还系统梳理了北京应对疫情的响应过程：

　　6月11日，经历了56天没有本地报告病例的情况下，北京突然出现了一个确诊病例。对此，北京非常重视。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该病例在过去14天，总共去过23个场所，北京立即对23个场所进行环境采样，发现其中一个环境，也就是新发地，出现了核酸阳性。北京疾控中心迅速把注意点转到新发地，对新发地环境再次采样，对新发地的工作人员进行采样，又发现了更多的核酸阳性。在6月12日中午，北京关闭新发地地下交易大厅，所有的工作人员，包括购买物品的客人都立即实行了隔离观察。“这样快速的措施，一下就把主要的传播方式给切断了。”

　　随后，北京市又进行了高、中、低风险等级的划分，对密切接触者，对到过高风险地区的人员限制离京。他还以自己为例，“我住在西城区，与丰台区只有一个护城河之隔，虽然丰台区的花乡属于高风险区，像我们在西城的生活基本上都没有受到影响，这就体现出北京市施行的是精准防控、科学施策。”

　　此后，北京很快又进行了核酸筛查，以新发地为中心，向外周辐射，当检测人群发现没有核酸阳性时就停止了核酸检测，北京的疫情很快就得到了控制。

　　他说，这一系列的组合拳，使得中国积累了一套发现疫情、及时控制疫情的方法，而这些方法在随后的几起疫情当中，都得到了很好的应用，包括在大连、新疆、青岛等几起疫情当中，都很好地成功地运用了这些经验，也使得这几起疫情在较短的时间就得到了控制。

展望：

希望疫苗助全球控制疫情

　　他说，当前，全球疫情非常不乐观，3月下旬每日报告5万人，进入11月以后，全球每日报告数已增加到60万。

　　“全球的形势非常严峻，尤其是进入冬季以后，像欧洲的多数国家出现了疫情的反弹。”他担忧地指出，进入严冬以后，疫情会变得更加复杂，“虽然中国成功地控制了新冠肺炎疫情，实话说，一花独放不是春，中国只有同世界各国一起联起手来，把全球的疫情控制好，我们才能够拥有一个比较安全的社会环境。”

　　当前，全球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是如何把各个国家的疫情控制住。他建议，从防控策略来看，公共卫生措施，像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和勤洗手、常通风，这些措施非常有效，但必须在全国上下统一行动的情况下，才能够取得有效的效果。在欧洲、在世界的其他很多国家，要采取像中国这样步调一致的行动，还有很多政策、文化等障碍。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全球有一个更加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协调，同时，还需要依靠生物技术。”他谈到，我们也希望新冠疫苗能为全球尽快控制疫情起到重要作用，能够让全球人民共享生物技术的成果，也让全球尽快恢复到正常的生活、工作次序。

　　本届北京论坛由北京大学、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和崔钟贤学术院联合主办，以“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疫情下全球化的新挑战与新机遇”为主题，众多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以线上、线下方式赴约，聚焦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