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勇医生被砍伤84天后出院：左手几乎没任何知觉

　　视频中的陶勇，穿着睡衣，左手带着复健支具坐在沙发上，头发短短的，看上去精神状态不错。4月13日，在伤害事件发生整整84天后，陶勇终于出院了。

　　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陶勇一直在用右手活动着左手上的复健支具。目前他的左手还没知觉，日常生活也非常不便，全天24小时、无论做任何事情都要戴着支具，“一开始有点不太适应，但是很快就过渡过来了。”

　　这是陶勇出院后，首次接受媒体的采访，他也首次公开袒露了受伤后的心路历程。陶勇告诉记者，他的左手很难恢复到原来那样，三个月是最佳康复期，现在主要恢复期已经过去了。

　　陶勇，北京朝阳医院眼科副主任，从江西考入北大医学部，师从眼科权威黎晓新教授，35岁即升任副主任医师，多年来专攻葡萄膜炎的治疗。

　　2020年1月20日，陶勇医生在出门诊时，被诊治过的患者崔某砍伤，造成左手骨折、神经肌肉血管断裂、颅骨外伤、枕骨骨折、失血1500毫升。

　　在近3个月的时间中，陶勇自称“经历了人生当中最黑暗、最沮丧的时刻” ，尽管他清醒后得知凶手身份时“很惊讶”，也想不通是为什么。

　　时间过去这么久，也没有等到崔某或其家人的道歉，陶勇直言，从法律层面来说，他要求严惩凶手，“不把自己埋在仇恨之中，不代表我可以宽容他、谅解他。否则这也是对其他医务工作者的道德绑架。”

　　陶勇告诉记者，如果能再次见到崔某，他会告诉其在治疗他的过程中，大家付出了很多。“我觉得我有义务让他知道，我们在给他治疗的整个过程中没有害他，希望他能良心发现，从医生的角度来讲，我希望能传递更多的正能量。”

　　受伤前的陶勇被患者称为“万里挑一的人”，因为他热情、有技术，又经常为患者着想，他和曾经的很多病人都成为了朋友，至今还有联系。

　　在得知他受伤后，这些病人和家属都在第一时间给他发来了微信，甚至有病人家属要将自己的手捐给他，这所有的善意都让他心怀感激，“人的一生有时候会遇到打击、灾难和坎坷，但是也会有很多阳光、雨露和支持，所以我很感恩。”

　　此次的伤害，让陶勇心有余悸，也很后怕，因为差一点就“命丧黄泉”。他说如果还能再次返回手术台，那么首先要做的是学会保护自己，这样才能更好地去帮助病人，“对于医生来说，既要有菩萨心肠，也要有金刚护法。”

　　伤医事件的频繁发生，让立法加快了进程。3月26日，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对《北京市医院安全秩序管理规定(草案)》进行一审。草案中提出，医务人员人身安全受到暴力威胁时，可以采取避险保护措施，回避对就诊人员的诊疗。在陶勇看来，安检的确可能是目前降低恶性伤医事件最可行的办法。

　　关于康复 重回手术台并不乐观

　　北青报：您身体恢复的情况如何？大家都很期望您能重回手术台。

　　陶勇：现在我的手在被动状态的时候还算柔软，如果拿右手去掰左手，是可以掰开的，可以说关节的僵硬程度改变了不少，一开始左手就像“鸡爪子”一样，硬邦邦的。

　　但是目前来说，主动的运动状态下还是不太行，左手几乎没有任何知觉。

　　是否能重回手术台，以现在的情况来看并不乐观。因为当时左手的神经两处被砍断，重新长起来是非常困难的。比较麻烦的是，我现在正常生活非常不方便，比如自己没办法穿衣服，没办法拧毛巾洗脸，因为这些事情靠一只手是没办法完成的。在医院的时候有护工来帮忙做这些事情，回家之后只能家人帮忙了。

　　北青报：您曾经说，这段时间，是您人生中最黑暗、最沮丧的时候。从医生变成了患者，您是如何适应这种变化的？

　　陶勇：我其实不是一个喜欢抱怨的人。本身我遇到事情的时候，就喜欢往好处想，不喜欢往坏处想。之前我出诊看病人的时候，也会尽量引导病人往好的方面去想。

　　当然每个人在面临疾病和打击的时候，表现是不尽相同的。比如得癌症这件事情，很多人会怨天尤人，总是在想，这么小概率的事件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我又没做过坏事，为什么会是我呢，然后情绪上就是各种焦虑和担忧。

　　但也有人会乐观面对，觉得病了就病了。我曾经看到过一则新闻，两个人都得了癌症，第一个人心里没负担，觉得面对就好，情绪好，该吃吃、该喝喝，很长时间之后也没事；另一个人就不行，心情不好，整天埋怨来、埋怨去，天天吵闹，结果肿瘤没把他杀死，自己把自己吵死了。

　　所以说，心态很重要。我觉得在面对疾病和伤痛的时候，一定要有好心态。我当大夫这么多年，劝别人劝了无数次，轮到自己的时候，我就觉得，或许是劝人把自己的内心也劝强大了。

　　现在事情既然发生了，就乐观面对吧。反正手术成功了，神经肌肉血管都接上了，最终能长成什么样就什么样吧。今后做不了手术也没关系，伤的是左手，我的右手还可以，还能拿筷子吃饭，还能够做很多事情。

　　北青报：在这段时间里，您心情最灰暗的是什么时候？会有觉得无法忍受的时候吗？

　　陶勇：应该是事情发生后的第一个星期。因为那几天是最难受的，怎么呆着都不舒服，当时还有脑水肿、脑出血，头也特别疼，怎么都不舒服。加上要输很多液体，手上，胳膊上，来回扎针。

　　这一个星期是肉体上最痛苦的时候。痛苦到我都顾不上心里的想法。每天在病床上翻来覆去，难受，难受，就是难受，头也疼，身体也不舒服，手上还打着石膏，左手又没有知觉，哪里都难受。

　　无法忍受的时候倒没有，一般情况下还是忍一忍就能过去。忍不了如何，也不能咬舌自尽，人总是要能忍受得了倒霉的。不过这一个星期之后，就慢慢没那么难受了，脑水肿下去了，脑部出血也被吸收了。

　　关于工作 每个人内心中都有自己牵挂的东西

　　北青报：在您清醒过来后，您曾经口述一首诗——《心中的梦》，说即使以后不能再重返手术台了，也想组织一群盲童进行巡演，让他们赚钱养家。这是否是您对于未来的规划？或者是您情绪的一种宣泄？

　　陶勇：在这段时间，我确实没有天天想着受伤这件事，也没有整天担心最终我能恢复成什么样，说实话，我想的更多的还是没受伤之前的事情。

　　原来我治好的那些失明儿童，在我受伤后，他们的家长都通过微信向我表达了关心。这些盲童，包括他们的家长，我们都交往了多年，有家长给我发微信说，要把他的手捐给我。还有一些给我转钱，但其实他们的家中条件特别差，1000块钱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没什么，但对于他们来说，这是很大的一笔钱。钱我肯定不要，但我真的很感动。

　　我花了这么多精力和时间，我的青春全都放在了眼科事业上，但他们的举动让我觉得值得。他们把我当成家人，所以我也想能帮助他们做些什么，对于这些视力不好的孩子来说，医疗技术可能已经帮不了他们什么了。我很担心孩子们，所以就写过这首《心中的梦》。

　　我想，如果自己的手今后不能做手术了，就做一些公益活动。比如组织这些孩子去巡演，讲一些奋发激励、与病魔勇敢做斗争的故事。用故事去卖钱，然后养活他们自己。我觉得人得病其实不可怕，怕的是失去社会属性，如果未来他们能像正常孩子一样，去工作，有生活来源，他们的父母就可以放心了。

　　就是说，每个人内心中都有自己牵挂的一些东西。

　　北青报：您刚才提到的这群儿童，有没有令您印象最深刻的孩子？

　　陶勇：有一个跟我接触时间最长的盲童，他的本名跟香港富商一样，叫李嘉诚，后来他改名叫李天赐。他的眼睛长了恶性肿瘤，就去了我原来的单位北大人民医院治疗。

　　那是2003年吧，当时他的一只眼睛就摘除了，那时候他才不到三岁。后来另一只眼睛也发现有恶性肿瘤，当时想尽量保住他的眼睛，制定了各种治疗方案。我们也一直在尽量给他家省钱，大家还自发给他压岁钱，给他买奶粉等。

　　现在过去十几年了，这名盲童的家长一直和我保持联系。他家很穷，但是知道我被砍伤的事情之后，从微信上给我转1000块钱。我知道这些钱对不少人来说，可能并不算什么。但对于这名盲童的家庭来说，可能就是两个月的生活费。

　　这1000块，我没有收。在我看来，很多真挚的感情，跟钱无关，它就是一种表达。我觉得在他们内心深处，可能已经把我当成他们生命中的一份子。现在这个孩子很阳光，因为当初医护人员没有因为他家贫穷而放弃治疗他，也没有歧视他，所以尽管穷，但孩子很开朗，也不自卑。

　　人的一生有时候会遇到打击、灾难和坎坷，但是也会有很多阳光、雨露和支持，所以我很感恩。

　　北青报：如果按照时间点来看的话，您那会应该刚成为一名医生，这件事情是否对您的从医之路有比较积极的影响？

　　陶勇：其实那个时候我还只是研究生，但也从事了部分临床工作，因为我们已经有医师证了。我经常说患者是我们最好的老师，因为从患者身上能学到很多人性的坚强，所以尽管这个疾病是慢性病且折磨人，但从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上，就会受到很大的鼓舞。

　　北青报：您曾经最高一天做86台手术，能和大家说一下那是怎样一个工作节奏吗？为什么要那么拼？

　　陶勇：这是七八年前，在河南南阳“健康快车”基地的时候，当年的患者都是当地比较穷困的，好不容易有这样一次做手术机会，我就想能多做一台是一台，也能让更多的人复明。对于眼科手术来说，配合的好，一天上百台手术还是能完成的。

　　关于受伤 现在仍后怕 但已经能正视它了

　　北青报：关于您受伤的事情，您现在是否能够平静的回忆这件事情？当时您正在做什么？

　　陶勇：很恐怖，现在想起来还是后怕，因为确实差一点点，我就命丧黄泉了。但是这么多天过去了，我已经能够正视这件事了。

　　当天是我出门诊，正在给病人看病。我给病人看病的时候比较专心，因为来找我的都是那种病情比较复杂的疑难病人，所以每次我的注意力都会高度集中。

　　现在回想，我当时眼角的余光注意到有个人偷偷走到了我的身后，但我没想太多，也没在意，更不用说提高警惕性了。突然，我感觉我的头上被砸了一下，我下意识用左手去挡了一下，然后赶紧往楼下跑。之后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情况了。

　　北青报：当时是完全没有想到会是这种情况，对吗？

　　陶勇：对，其实有时候医院病人多的时候，就医秩序不是很好，所以有时候你很难注意到某一个人，也很难注意到某一个人想要干什么。

　　北青报：您是大概什么时候知道行凶这个人是他？内心中会不会觉得有点不公平？

　　陶勇：过了两天才知道，那会儿的情况很混乱，我只记得他一直在我背后。知道他是凶手后，我很惊讶。也不明白为什么，因为手术没做坏，眼睛也保住了，我感慨说世事无常，如果没有尽心尽力替他保住眼睛，保住视力，他不也就没视力来杀我了吗？就觉得有点滑稽，有点荒诞。

　　不公平倒没觉得，我一直认为这个世界上什么人都有。忘恩负义的人很多，只不过他比较极端。在这一点我真没什么想不开的。

　　北青报：作为病人，您印象当中的崔某是什么样的人？

　　陶勇：他比较内向，不怎么爱说话。就是你和他说手术成功了，他也很漠然，没有任何话，没有表情，也没有什么回应。

　　我记得，手术之后，第二天复查完，他问“能完全恢复正常吗？”我说情况这么严重，完全恢复正常是不可能的，但是能保住眼睛，也能保住一定的视力。当时他已经在我们科别的大夫那边，治疗了一年，做过两三次手术了。我们当时知道他是怀柔的农民，考虑到这个情况，别的大夫带他过来找我复查的时候，也没让他挂号，也没收费，然后打激光也没收钱。

　　即使如此，他见到我之后也还是没有一句话。你问我对他的印象，我就觉得他是一个没什么话的人。

　　北青报：您在给他做手术时，自己的身体好像也不是太好。当时是什么情况？

　　陶勇：三年前，我的腰受伤做过手术，当时打了钉子，后来钉子取出来了。我坐久了，其实很难受，但他眼睛的情况特别复杂，我觉得来找我的病人，大多还是抱着最后一线希望的，所以我轻易不会放弃。他的手术做了两个多小时，最后成功了。

　　北青报：崔某和他的家人后来给您道过歉吗？

　　陶勇：没有，他没有，他的家人也没有。没有通过任何渠道来给我道歉。不知道他有没有家人，我听同事说，最初他看病的时候，还有人陪，后来也没人陪他了。其实，如果他通情达理，就会有愧疚的心，那他肯定干不出这事来。

　　北青报：如果再见到崔某，你会对他说什么？

　　陶勇：作为一名医生，如果真的有机会见到他，我会让他看一下我腰上的伤，然后告诉他，我们在救治他的过程中，付出了很多。包括我个人的努力，包括我们帮他减少费用等，至于能不能感动他，那是我无法把握的。

　　但我觉得我有义务让他知道，我们在给他治疗的整个过程中没有害他，希望他能良心发现，毕竟从医生的角度来讲，我希望能传递更多的正能量。

　　但从法律层面来说，我要求严惩凶手。我不把自己埋仇恨之中，不代表我可以宽容他、可以谅解他。否则这也是对其他医务工作者的道德绑架。

　　关于心态 家人的坚强和鼓励让我更加乐观包容

　　北青报：和您聊天时，感觉您的性格还是蛮豁达的，这和您经历的事情和成长环境有关系吗？

　　陶勇：我觉得这跟几点因素有关系。有一句古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个人比较喜欢看励志或者正能量的作品。例如北大学者季羡林教授，他就有本书叫《牛棚杂艺》，讲述了他自己的苦难史。我常常会想，如果我是季羡林教授，我能挺过那段日子吗？

　　我是从江西南城建昌镇出来的，我一直认为，如果接受信息少，很可能会变得狭隘和偏执。刚来北京的时候，我的宽容度和理解力没有现在好。但我在北京上学生活工作，又去过世界上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在我看来，行万里路，对提升一个人的包容度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世界是多样性的。

　　当然和原生家庭的环境也有关。这次受伤，我爸为了鼓励我，讲了一件他小时候的事情。有一次，他去砍柴，不小心伤到了小腿，当时骨头都露了出来。周围没有能帮助他的人和东西，于是他自己就简单包扎一下，忍着疼，一瘸一拐地走30里路回了家。

　　听完之后，我就觉得跟我爸小时候比，我是不是还好点？我在医院受了伤，马上有人抢救，不像我爸，是自己一个人走30里路回的家。所以说，家人的坚强和鼓励，也是让我更加乐观、更加包容的重要原因。

　　北青报：受伤之后，您爸爸第一时间赶到医院，当时就提出了应该在医院设立安检。3月26号，北京市的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的审议了《北京市医院安全秩序管理规定(草案)》，里面特别提到了医院要建立安检制度，并明确了医生回避原则，对此，您怎么看？

　　陶勇：我觉得安检可能是目前降低恶性伤医事件最可行的办法。至于后面要怎么去改善医患关系，确实需要长期的过程。

　　现在有少部分患者，会利用医院息事宁人的心态，把投诉和医患纠纷当成牟利的手段。如果我们能建立社会信用评价体系，让这种想从事破坏规则并谋取利益的少部分人，在未来就业或者在他们档案上有相关记录，在他们的信用评分中也能够得到体现，那这些人可能就不会再去破坏规则。

　　社会环境好了，就医环境也会好。比如医院里，如果嚷嚷的声高就能插队，剩下没有一个人会好好排队，为什么？谁嚷嚷声大谁得利益。那么如果有相关评价体系，那就意味着，他出了门，就有人知道他是谁。

　　当然这需要长期的过程。眼下亟待解决就是，减少恶性伤医事件发生，安检的确是目前解决问题比较好的方法。我觉得如果能够让大家看到伤医是会受到严惩的，才可能会起到震慑作用，否则整个医疗秩序会更混乱。

　　对于医生来说，既要有菩萨心肠，也要有金刚护法。如果我还能再次返回手术台，那么我首先要做的是学会保护自己，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更好的去帮助病人。

　　北青报：您有过放弃医生这份职业的想法吗？或者说放弃公立医院，去私立医院工作？

　　陶勇：我觉得在现有医疗投入不够的情况下，医生护士的待遇普遍偏低，所以国家已经开始推行多点执业，像我们就可以“两条腿”走路。能去私立医院为一些人服务，收入也主要在这一部分体现，在公立医院更多的就是奉献，因为不挣钱，我觉得这是合理和平衡的。

　　但完全放弃公立，我没想过，因为我觉得人生的选择没有标准答案，在私立医院工作，可能环境好，会比较安逸，但我觉得就失去了人生追求的高度和学医的意义。

　　在私立医院，给患者做手术或者看病挣钱，更多的是一份职业，而不是一份事业。但如果在公立医院能够看好疑难的、复杂的，本来都要放弃自己眼睛治疗的患者，就会特别有成就感，你会觉得你有社会价值。

　　北青报：医疗界有句著名的话，“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但是作为患者，每一次就医，都会希望自己以最快速度痊愈。那么，这句话你作为一名医生时怎么理解的，当角色发生改变时，你作为患者，又是怎么理解的？

　　在这个事上，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钱的问题。从本质上来说，医疗本身确实具备着不可预知性，这点我认为跟上学很像。就像老师没法保证你的孩子最好能上什么大学，因为中间的可变因素太多。

　　但是涉及了钱，病人就就容易把这个事看成一件商品。也因为他花了很多钱，所以就转不过这个弯。但我觉得可以让真正的良心企业、一些好的民营医院作为公立医疗的补充。

　　大夫可以出私家门诊，这样也能达到一个平衡。

　　北青报：家人对于这件事情是什么态度，如果有一天孩子问起发生您身上的这件事情，您会怎么和他说？

　　陶勇：家人对我还是鼓励和安慰居多。至于孩子，现在才二年级，对这些事情还没有概念，家里人只告诉他爸爸生病住院了，他也没有想太多。

　　如果他问我这件事情，那要看他当时的年龄，如果成年了，那就正常说。我觉得这个社会既不是性本善，也不是性本恶，善恶都在人心之中。就看你怎么去引导。对于孩子来说，我会告诉他这个世界，不是那么单纯美好，但也不是那么的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