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青年入境上海后，竟偷偷撕掉护照上的黄标

今天，来听听长宁区城管局执法大队机动中队

队员吴昕的讲述

为减少沟通成本

从3月6日晚上9点开始值第一个夜班算起，10天时间里，我已经在浦东机场T1航站楼，度过了7个12小时。在这84个小时里，我所在的T1航站楼长宁区第二组，已累计接送转运143人。其中，以日本、韩国入境人员居多。也有部分美国、德国、西班牙等国家的入境人员。

我大学学的英语专业，除了要与其他组员一起，负责重点国家入境人员的信息登记核查、数据对接、情况汇总、陪同接送等，我还要做好英语翻译工作。而经过与入境人员的交谈，我发现，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相当熟悉上海的疫情防控措施，并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

就以一些在上海工作的日本人为例，他们生怕自己说日语没人翻译，又说不来英语，会在登记处折腾太久，进而影响到我们工作的正常开展。在来华之前，他们会请所在上海公司的中国同事，用中文详细列出他们的个人信息与联系方式、接机司机联系方式以及车牌号等，提前打印好，以减少现场的沟通成本。

当然，也有极个别旅客，由于对相关政策规定不了解，一开始会对我们产生抗拒心理。

一次值夜班时，一位德国女子来到登记处后，情绪就十分激动。当时，德国还未被列入重点国家行列，不过信息显示，她来上海前曾途经过四个重点国家之一，因此，她的护照被贴了黄标。面对我的询问，她先是说自己有私家车接机。不过，通过她提供的车辆信息，我发现这是一辆出租车。随后，她又改口说，这辆出租车已经为她服务了两年时间，某种程度上属于“私家车”，执意要乘坐出租车返回住处。同时，还对我的身份表示怀疑。

经过进一步询问，我了解到，她看到现场志愿者身上穿的只是防护服，却未佩戴任何证件。护照被贴了黄标后，她本就已经很焦虑，又出于谨慎的心理，害怕被我们拉到陌生的环境进行集中隔离。我只能耐心细致地与她进行沟通，把上海关于重点国家入境人员的防疫政策一一翻译给她听。由于志愿者们本身并没有证件，我还请同样在现场执勤的属地派出所民警，以向其出示警官证的方式，证明我们的“官方”背景。

在得知我们会使用大巴将其送到住处进行居家隔离，期间，街道工作人员也会为其提供必要协助后，她终于愿意前往集中乘车点乘坐大巴。临走前，还向我表达了歉意。

经过这一番“小波折”，我们也对工作方法进行了改进。不同国家的人，都有不同的国民性格。在随后值班时，我们都会随身佩戴相关证件（目前，暂时以机场核发的“通行证”替代），以增强“权威性”。在与入境人员交谈时，我也对自己的话术进行了适当调整，先告知入境人员可以居家隔离，再问其乘坐何种交通工具返回住处。

除了耐心细致，并不断视情改进工作方法外，有时，我们还要像侦探一样，揪出个别入境人员的“小九九”。

作为严防境外输入“闭环式管理”的末端，我们主要负责护照被贴黄标旅客的核查流转。3月11日早上9点至晚上9点，我所在的组在白班的例行检查中，发现一位日本小伙的护照上并没有任何颜色的标识。他手中的那本明显不正常的护照，引起了我们的注意。面对我的询问，他继续辩解称自己体温正常，护照上没有黄标，表明自己并非来自重点国家，应该让其自行回家，并且无需居家隔离。其实，他不知道的是，我早就对T1航站楼国际航班到港信息了如指掌。他来到长宁区登记处的时间是下午5点，正值3趟日本航班密集到达的时刻。

我们迅速与海关联系，海关很快便将其带回，并重新仔细校对核查了该名日本青年的信息。经过调查发现，他入关后擅自撕掉了贴在护照上的黄标，企图逃避居家隔离。经过海关一个小时的详细核查后，他又重新来到了长宁登记处。这一次，他主动交上了贴有黄标的护照，告知我们自己选择乘坐大巴回住处，并承诺将遵守中国的防疫规定，好好居家隔离。

为了进一步防控境外输入疫情风险，从3月13日零时起，重点国家增加至8个。数目的增多，也意味着我们工作量的加大。不过，我们也已提前摸清各个国家入境航班，抵达浦东机场的时间段——下午5点，日韩航班居多；晚上10点，欧美航班居多。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将继续做好“守门员”和“侦探”，严加管控境外输入，巩固好全体国人好不容易取得的战疫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