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附近森林大火持续燃烧产生大量烟雾,本月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空气质量排世界末位,指数比官方危险阈值高20倍。该市最近还经历了有历史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天(44°C)。同期,印度德里遭遇了最冷12月。两地的气温异常现象都是气候波动加剧的证据,证实了全球变暖的现实。
澳大利亚南部的夏天大火燎原,黑烟滚滚,而一些批评,包括《金融时报》社论,将原因简单地归结为“否认气候变化”。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因在救灾工作上反应迟缓以及曾打算与家人在此期间在夏威夷度假而受到猛烈的批评。
被忽略的警告
森林大火受害者(其中有一名拒绝与莫里森握手的女子)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大多数的指责并没有切中要害,并有意忽视了澳大利亚悠久的森林大火历史。那些急于谴责莫里森政府的人淡化了州政府的失职。据称一些州政府将可再生能源转型视为比审慎森林管理更重要的工作。
此外,纸上谈兵的批评家选择性地忽视了从温室气体排放到气候变化之间的潜伏期,而高估了我们目前所知的全球变暖与具体天气事件之间的关系。
在澳大利亚相对较短的民族国家历史上,已数次遭受了危害程度远超当前的热浪和烈火季。1896年1月,三周之内有200人死于热浪和烈火相关的原因;1939年1月,仅维多利亚州的死亡人数就达71人。
澳大利亚的土著社群已在该大陆的恶劣气候和地形环境中生活了数万年。与早期的传说不同,对这些社区成熟的土地和丛林管理行为的最新研究表明,火在森林恢复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例如,昆士兰州的火灾研究人员克里斯汀·芬丽(Christine Finlay)一直以来都警告说,冬季森林可燃物(Fuel Load,堆在森林地面的可燃干木)燃烧的减少可能会增加夏季发生火灾暴风(firestorms)的频率。芬丽在攻读博士时期研究了1881年至1981年澳大利亚森林大火的历史。其研究表明,自1919以来,澳大利亚减少丛林火灾的措施已显著地背离了传统方法——比如在凉爽天气下低烈度的燃烧。而芬丽的研究数据显示1919年以来火灾频率和规模的升高与森林可燃物累积到灾难性水平直接相关。
在大地域以及有利风向和温度条件下进行可控燃烧(Controlled burning)是减少森林大火的发生,以及降低其不可控性的廉价且行之有效的方法。并且,与大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努力不同,它不会威胁生计和生活水平。芬丽接受《澳大利亚人报》采访时说:“多年来,我一直尝试让媒体和政府部门,如林火消防部门和议会调查和质询部门重视我的预测模型。但无人问津,最终事实证明这一模型非常准确。”
为什么这些警告被忽略?一种猜测是,解决林火问题的传统常识性方法不像引人注目的气候行动主义那样吸引人。
澳大利亚政府该做什么?
当然,森林大火的出现既有直接原因,也有结构性原因。自20世纪初以来,澳大利亚的平均地表温度上升了约1.5°C。在以干燥的桉树为主要植被的炎热大陆上,人为导致的全球变暖加剧了火灾发生的条件,这使火灾的发生更频繁、波及范围更广、持续时间更长。2019-2020年夏天的火灾季反常地从去年11月初就开始了。
但是,目前尚不清楚当地气候状况与全球变暖之间的确切关系,当前气候条件也不能归因于当前的排放,当前排放的总效应不会在今年显现出来,而要等到几十年之后。此外,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仅发掘出非常有限的证据表明人为引起的气候变化与干旱、森林大火、洪水和飓风之间存在直接联系。即使澳大利亚在2019年实现了净碳中和(编注:net carbon neutrality,指总释放碳量为零,亦即排放多少碳就作多少抵销措施来达到平衡),当前火灾季还是在所难免。当然,为了避免几十年后可能发生的危机,立即采取行动是必要的。
为此,澳大利亚联邦和州政府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预防、缓解灾情。如消防管理部门应该找出每个火灾的直接原因,对公众进行风险教育,并抓捕和起诉纵火犯。2019年,有183人被控故意纵火。
再者,澳大利亚需要采取更有效的土地和森林可燃物管理办法,以及更多的消防资金。希望莫里森正在考虑设立的调查委员会将有助于评估州和地方政府是否在过去几个季节切实实行对国家公园中的森林可燃物的可控燃烧,并确定这是否有助于抑制林火的强度和扩散范围。
在一定程度上,气候政策将有助于降低森林大火的风险,因此这些政策有必要在全球范围内实施。当前,澳大利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的不到1.2%。然而,考虑森林大火给澳大利亚带来的高风险,澳政府应该引领有约束力的全球减排目标的谈判工作。
然而,澳大利亚一直是“气候落后分子”。前总理托尼·阿伯特(Tony Abbott)政府和气候变化否定论者“眉来眼去”,莫里森政府也一样,缺乏信誉或道德权威来敦促其他国家采取更强有力的气候变化应对措施。尽管莫里森不应为此次火灾承担全部指责,但他的反全球主义做派和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如出一辙,受到如此猛烈的攻击也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