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就在上午11点，2019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海信医疗与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共同完成的“基于小儿肝胆胰计算机辅助手术系统研发、临床应用及产业化”项目，荣获2019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院长董蒨、海信医疗设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永健与研发团队的成员一道，在人民大会堂接受表彰，领回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该项技术已经应用于全国百家三级以上医院，救治疑难疾病患者8000多例。
谁也不曾想到，7年前，海信集团董事长周厚健与董蒨院长的一次偶然会面，在时间的沉淀下，竟造就了一项国家级创新科技，造福了万千患者，改变了一家企业——现在，又得到了国家科技大奖的认可。
那是2013年的1月6日，也是董蒨此后每每接受采访都会提起的日子。
那一天，海信集团董事长周厚健和董蒨在青大附院的办公室有一次会面。会谈快结束的时候，董蒨向周厚健谈起自己的一桩心事。
长久以来，由于CT是二维影像，医生无法进行直观手术规划，尤其是小儿肝脏胰等器官相较成人更小，血管更细，手术难度更大。针对这一临床需求痛点，董蒨申请了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课题——“小儿肝脏肿瘤手术治疗临床决策系统开发”，计划在中国第一个将小儿肝脏数字化、立体呈现，实现精准医疗，让更多濒临死亡的患儿获得生还的希望。
但是，由于团队缺少技术方面的支撑，课题立项一年半，仍然没有多少进展。“我向科技部的专家、领导讲述了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然而在技术上却没有什么进展，无法把故事变成现实，当时特别焦急。”董蒨说。
了解这位外科专家的数字医疗梦想后，周厚健承诺，一定会帮忙。
1小时40分钟后，董蒨收到了周厚健的电子邮件，不到一个小时，又收到了第二封邮件。
对方向他推荐了海信集团的计算机专家。其中就有从日本归国专门从事医疗图像处理算法的陈永健博士。董蒨从心里佩服海信的效率，自己如释重负。
作为老牌家电企业，依托在显示与图像数据处理技术上的深厚积累，海信早在2005年就开始在医疗电子领域进行技术储备，但强大的研发优势尚未找到着陆支点。
当医院与企业想到一块去之后，临床医学与显示技术、数据处理的碰撞就发生了。
2013年3月22日，经过前期的多次沟通，董蒨正式到海信商谈合作事宜。他记得，“海信‘在家’的集团领导都出席了，接待的规格很高，非常有诚意。”
那一天，恰好是董蒨50岁的生日。“秘书在中午吃饭时无意间提起这个，海信领导安排了生日蛋糕和长寿面。”董蒨说，当天晚上8点多，正与家人庆祝生日和远在日本留学的孩子视频的他，突然接到了青岛大学附属医院黄岛分院的紧急求救电话。
当天，家住黄岛的4岁女孩涵涵在父亲倒车时被拦腰碾过，肝脏破裂，病情危重，董蒨立即出发，连夜赶到黄岛分院进行抢救。
从事小儿外科工作30余年，身为国内小儿肝胆领域权威专家，董蒨经常面对常人难以想象的高难度疑难、危重手术。但这一次，摆在董蒨和他的同事们面前的，是前所未有的挑战。
“腹腔打开时，孩子的血喷到了天花板。” 董蒨回忆，手术过程中，三次对肝脏进行修复，三次仍出血不止。
“我当时，汗真的一下子就下来了，传统的CT只能为手术医生提供二维图像，无法精准了解复杂伤情。这个孩子的肝脏表面，看起来没有破损，实际上没有拍到的地方有两处破口。”董蒨说——
下一步还有哪些问题还会不会出血还不知道，只能硬着头皮一点点把手术艰难进行。
结果，从晚上9点到次日凌晨2点，整整5个小时，他艰难地完成了手术，孩子全身血液换了4遍。
在一阵心有余悸中，董蒨也过完了自己50岁的生日。那一刻，他又一次发出来自心底的呼唤——
术前精准判断，真的是不能再等了，孩子们也不能再等了！
不久，海信集团与青大附院正式展开了对这份“内心呼唤”的研发工作。
“我的学生们都曾在海信待过三个月到半年时间，他们与工程师一起根据临床数据随时沟通，为产品研发解决了很多问题。”与此同时，董蒨的实验室里也为海信集团工程师们设有专门办公桌。“我们还经常召开视频会议，遇到问题随时沟通、随时解决。”
前期开发阶段，医生与工程师一起“杀猪”做实验亦成常事。“因为医院没有专门的动物CT设备，所以只能在后半夜带猪做CT。”董蒨说，这些猪活体的标记为“QD-piggy”，亦即“青岛小猪”。
“这是国际上第一款基于小儿肝胆胰的计算机辅助手术系统，是从0到1的开创，我们告诉自己一定要做出来”，陈永健博士说。
但是，我们之前做的是基础数据处理，不是三维的，临床应用和算法开发涉及两个不同的专业，只能不断磨合，那时候只能白天不断做数据，然后晚上再改进算法，项目一度没有进展，压力很大。陈永健说，他们陷入了没有思路的迷茫。
至暗时刻的穿越是一个凌晨三点。“那天晚上，我们不断改进算法，不断测试，大概凌晨三点的时候，做出来的数据很好，我们都很兴奋，赶紧发邮件给董院长，没想到他也在等着这个数据，接着就回信了，这是第一步突破，大家非常振奋。
作为“典型的技术崇拜者”，往技术深度更高的层面去做，是周厚健一直在坚持的事情。“这相当于是周董拿回来的项目，一些阶段性的成果，都要到周董办公室亲自过项目。在一些关键节点上，与青大附院的会议交流等，也都是由周董亲自主持，最深层、最基础的技术问题，周董都非常清楚。”陈永健说，第一代海信CAS产品做出来速度有些慢，手术规划需要一两个小时，周厚健亲自主持专题会组织技术攻关，经过多次技术迭代，现在只需要15分钟就能完成手术规划。
2013年年底，一个叫帅帅的男孩从济南来到青大附院。巨大的肿瘤侵蚀了他肝脏的三分之二，济南、北京的多家医院就此判定“无法手术”。根据海信CAS建立的三维肝脏图像，董蒨及其团队进行了大约半小时的手术模拟，直观预测各种方案可能带来的后果， 成功为帅帅做了手术，出血量仅30毫升。
“没有这套系统的辅助，手术是不可能做到的。稍有不慎会大出血，危及生命。”董蒨说。
5年来，CAS成为董蒨手中的一件神奇法宝，祝他创造了更多的医学奇迹。
2019年3月，又是3月22日，整整6年之后，相似的一幕发生——一胶州一名4岁男孩被汽车撞倒辗轧，情况危急。“我要求直接送到CT室，15分钟做出CAS影象，有了三维导航，哪里有问题很清楚。”董蒨说，有了海信CAS，手术历时2.5小时顺利完成，出血仅20毫升，自己“没有像6年前那么狼狈”。
度过56岁生日的董蒨院长，感慨之下发了一个朋友圈——
医生与工程师的碰撞成功了。董蒨与海信一起站在中国精准医疗行业前沿。
基于合作成果，董蒨与海信建立了全球最大的人类数字肝脏数据库平台，将全部肝脏数据将免费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这是我们为人类进步所做的贡献。”
在大数据分析的基础上，董蒨又在全球提出了新的、适合中国人体特点的、以中国人名命名的肝脏分段体系，即“Dong’s数字肝脏分段体系”，并将中国人体肝脏分为ABCD四种类型，被称之为“改变经典医学教科书的发现”。
对于海信而言，海信CAS的成功像是打开了一扇门，短短几年，海信医疗迅速扩张为集数字化手术室、医用显示器、医护终端等多产品、多方向的医疗公司。
2019年，海信医疗继续推出业内领先的3D产品解决方案；推出4K超高清内窥镜显示器；推出第一款全面自主研发的彩色超声诊断仪产品，成功获得国家医疗器械注册证，成为海信深耕医疗影像领域、加快转型发展的又一把科技“尖刀”，填补了山东省在超声领域的产业空白。
有权威智库的报告显示，数字医疗作为一个千亿级的全新产业，正在步入爆发期。而海信，正在成为这个新产业有力的竞争者。
在全国，因海信CAS获得救治的疑难病例已经增加到8000多例。
陈永健博士说：这8000多例手术还只是我们自己监测的，而且都是直接关系到患者生死的复杂手术，最小年龄的患者只有4周，而且是母体癌，但医生借助海信的技术，想出特别的“解题思路”，把不可能的手术变成了可能。
实际上，这其中很多手术，都是按照国际临床指南做不了的，而且病人早就辗转了很多医院，医院基本都拒收，建议家长和孩子“好好度过剩下的日子”。
“都是为人父母，每每想起这些，我们都很有成就感”。陈永健说。
就在上个月，董蒨和同事们在海信CAS的帮助下，成功完成了“2019年该院最艰难的一次小儿外科手术”。获救的5岁女孩朵朵爸爸写道：“技术为医生提供最佳治疗方案，最大的受益者还是病人。一个好医生加一个好技术，完美结合。”
一位法学博士在他出版的著作扉页上写下对董蒨的感激：“您用那双被上帝亲吻过的双手成功完成了一次不可思议的手术，挽救了我儿子的生命。”
8000多例手术，每一个数字代表的都是一次命运的转折，一个家庭重生的希望。
这一个个孩子命运的转折，和家庭的重生，也在时时感动着董蒨院长和医生们。
今年4月，一个宝宝的妈妈，在手术之后再次来青岛复查“通关”后，记录了那一刻的心境，并在此向董院长道谢。
一个家庭在青岛租房治疗，整整10个月的坚持，终于迎来了重生的希望。看到当时患有巨大肿瘤的孩子，如今可爱的样子，董蒨也不由“泪奔”。
（照片经允许后使用）
董蒨的电脑里，存着许多他和孩子合影的照片，在翻看这些照片的时候，董蒨会时时想起自己作为一名年轻医生时的那些“冲动”。
早在1999年，作为青岛市政协常委的董蒨，曾向青岛市“两会”提交一份提案，建议全市有实力的企业，涉足医疗仪器设备。
“我当时最大梦想，就是未来中国人都用上国产数字医疗设备。”
董蒨回忆，那时，中国医院里绝大部分关键设备，都来自国外。
“有一次，我在儿童病房里看整个陈设，只有一只毛毛熊是中国人生产的，就连插排也是国外进口的。那简直是一种耻辱”。
不过，针对董蒨的提案，当时青岛市政府召集相关企业座谈，由于技术实力欠缺，相关企业没有这一计划。
今天，从7年前的那次会面开始，梦想渐渐照进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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