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恩批评日本司法"无人权"：9个月只与妻谈话2小时

　　一周前完成“惊世一越”的日产汽车前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卡洛斯·戈恩(Carlos Ghosn)周三(1月8日)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如约召开新闻发布会。

　　成功逃离日本的戈恩上周二在其出逃后的首份电邮声明中称，自己“终于能够自由地与媒体沟通，期待一切能从下周开始”。戈恩称，“我并没有逃避法律，我只是从不公正和政治迫害中挣脱了出来”。

　　当地时间15:00，戈恩走进了一个大约70平方米的采访室，这个不大的空间里簇拥着上百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戈恩身着一套黑色西服配白衬衫、红白斜条纹领带，气色看起来似乎不错。

　　发布会一开始，戈恩就拒绝谈论他离开日本的细节。“我不会说怎么离开日本，尽管大家对这个过程很感兴趣。”他说。

　　“从去年11月19日开始，我被残忍地从自己的世界中被带出，我与家人、雷诺日产三菱完全断开联系。18年11月至今，我首次获得自由，感谢能够有机会和我的家人，和我所爱的人团聚。”对于过去400天的时间里所发生的事，戈恩感到异常愤慨，激动的情绪几乎左右了此后他长达两个半小时的陈述。

　　“一年前，我在媒体和日本的法官检察官面前申诉我的无辜，我受困于手铐，我在日本被长期单人拘押，我有超过6周的时间没有与外界联系，每天有超过8个小时的时间被日方拷问，没有律师在场。我不清楚所受控诉的原因。他们花了很多时间来践踏我的人权、消耗我的精力。大家可以看我的录像，我不得不被迫承认我的罪行，否则他们会对我的家人做一些动作。但我一直希望能够有所作为，来表示我的清白。我一直在为我的清白抗争。”戈恩用激烈的言辞对日本司法体系提出了控诉。

　　他多次表示，在被捕24小时候被关入单人牢房，日方的做法违反了联合国相关的人权规定。

　　“我很热爱日本，但我需要伸张正义，所以我选择离开日本。”戈恩讲述了他逃离日本的最大原因。

　　他表示自己需要抗击日本腐败的司法体系，“这种体系从第一天就开始打击我，希望我能够认罪。我希望能够对日本司法体系中的官僚主义做出控诉”。

　　每天只有30分钟放风时间，周末时间更少，每周自由时间，没有药物提供，晚上白天会有不断的审问，没有律师在场。囚禁地区没有人说法语和英语。

　　戈恩认为，日本司法部门曾蓄意拖延审判、反复关押，并且通过对戈恩进行隔离妨碍其与外界——尤其是媒体联系。

　　戈恩称，东京法官不允许他与媒体沟通，是因为“需要起诉新的罪行”。“但他自己能与媒体交流。”戈恩对此表示不解。

　　“他们想花多少时间来审讯我就可以花多少时间，在法庭上法官只是一个场控，检察官才是真正的主角。”即便在逃离日本一周以后，戈恩仍旧仍不住在全球媒体面前发出哀叹。

　　他表示，日本检方的定罪率达到了90%以上，“而对于外籍人士，他们的起诉成功率甚至超过99%。在他们的体系中，成功率完全是由个人决定的。这次案件中，日本检方的行为完全玷污了法律精神”。

　　尤其令戈恩不能忍受的是，日本方面剥夺了他与妻子卡罗尔见面甚至沟通的权利。“9个月内只有2个小时与妻子谈话，且有人监听。”他说，“卡罗尔和家人、孩子从媒体处听到我的情况，听到日产、检方、高官对我做出的控诉，他们感到很痛苦。”

　　戈恩表示，卡罗尔的电脑和手机在日本都遭到了没收，因此她选择于去年4月离开日本。“她离开是因为感到很害怕。”戈恩说。

　　戈恩甚至地提出了一个疑问：“在这种司法体系中，每一个人都能修改我的证词，为什么一定要通过我的妻子呢？”

　　戈恩于2018年11月在东京羽田机场遭到日本警方拘捕。在此后的司法程序中，他面临4项严重指控，其中包括瞒报收入(2010-2014财年)、瞒报外汇交易、挪用公款(18.5亿日元)以作私用以及向其控制的公司转移属于日产汽车的资金(500万美元)。

　　对于上述指控，戈恩始终持全盘否认的态度。去年10月，戈恩的辩护律师团正式向法院提交了无罪请求，否认所有针对其委托人的指控，并称戈恩是一场阴谋的受害者。

　　“所有的一切都是密谋、阴谋和构陷的产物。”戈恩在一则于去年4月9日得到披露的视频中说。他相信，是日产汽车高层、日本检方及日本政府的合谋陷害导致其身陷囹圄。

　　在周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戈恩再次否认了上述指控。“(日本)司法体系中无疑存在一些错误，从一开始我就不应该被逮捕。”

　　2018年11月，戈恩因在2011-2015年期间，通过篡改金融文件，以减少卡洛斯·戈恩向公众披露的收入金额而被捕。少申报的收入金额达5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09亿元)，约占其收入的半数。

　　针对上述指控，戈恩表示：“在日本支付的工资还没有通过董事会批准，日方就因为我瞒报薪酬逮捕了我，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事件。日本东京大学公司法教授对我说，他们会因为这个逮捕您，真是一种耻辱。”

　　去年1月和4月，日本检方又先后对戈恩追加了三项违反《公司法》的指控，其中之一是在金融危机期间，他将一份私人投资的外汇远期交易合约从自己的资产管理公司转移到日产，从而将约18.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16亿元)损失转嫁给日产，二是戈恩让日产子公司向为其提供信用担保的一名沙特企业家账户总计汇入147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9979.39万元)资金。这位沙特企业家据称是戈恩的友人，曾帮助他解决了个人财务问题。三是东京检方指控其挪用日产汽车的资金，通过一家阿曼代理公司，向一家位于里斯本的企业非法支付了大约5亿日元的款项，而这家公司与戈恩有关联。

　　针对此类挪用公款的指控，戈恩在现场展示了多项日产汽车内部审批流程文件。

　　日产方面相信，“戈恩的朋友”在4年间收到了不应该受取的费用。“但他们是和日产汽车签署了相关合同的，CEO备用金是公司预算的一部分，副总裁可以通过申请来进行使用，这是符合公司规定的。”戈恩说，“没有人可以直接将备用金给自己的朋友。”

　　此外，针对在凡尔赛宫某次活动中戈恩违规支出1500万欧元的指控，这位前日产汽车高管表示，活动费用是零开支，1500万欧元实际被用于其他开支。他同时表示，自己“在全球的房产都属于日产公司资产，而非私人资产”。

　　对于上述多项指控，戈恩在新闻发布会上称“这完全是污蔑”。他相信，自己在14个月的时间里遭到了非公正的待遇，甚至是合谋迫害。

　　“从被捕到拘留所只有5个小时，期间不能使用电话，这证明日产早有阴谋。”戈恩说。

　　在新闻发布会上，戈恩针对“这场有组织的阴谋”给出了一系列“幕后主使”的姓名，其中涉及丰田董事会成员及日产董事会成员。出于对黎巴嫩方面的感谢，戈恩不希望给该国当局带来麻烦，所以他拒绝透露日本政府方面利益相关人的姓名。

　　戈恩在发布会上多次强调了他在为日产汽车服务的17年中所做的巨大贡献。

　　“我拯救了这个公司，但是他们完全忘记了这一切。”对此，他感到非常痛心。

　　1996年，卡洛斯·戈恩出任雷诺汽车公司副总裁，并于同年6月开始担任日产汽车公司CEO，次年兼任日产株式会社社长，2001年6月升任CEO。

　　在戈恩的领导下，日产仅用两年的时间实现扭亏为盈。在日产2000财政年度(2000年3月-2001年3月)，日产汽车实现了27亿美元的盈利。在2001财政年度，公司综合营业利润达到39.2亿美元，综合税后纯利润29.7亿美元，工厂运转率由51%提高到75%。

　　日产公司由此成为了汽车企业的再生典范，而戈恩也获得了“成本杀手”( Le Cost Killer)的称号。

　　分析人士认为，戈恩的大权在握以及对规模效应的激进追求，招致了某些利益相关方的不满。一直以来，日本政府始终对他深度整合日产和雷诺的计划表述反对。

　　在同一场合，戈恩根据自己的观察给出了“被陷害”的原因。他表示，日产的业绩在2017年初开始下滑。而从2016年10月起，他便决定以高层人事调动为起点，对整个公司进行整改，这无疑动了部分人的奶酪。

　　另一方面，法国政府始终谋求提高对日产汽车的持股比例，但日方并不同意。戈恩表示，“这不仅仅是日产管理层的意思”，暗示废黜戈恩的决定或与政治有涉。

　　分析人士表示，如果日产汽车与雷诺汽车进一步整合，将导致雷诺方面在雷诺-日产-三菱联盟中的话语权不断增强，而法国政府持有雷诺15%的股份，是雷诺最大股东，拥有雷诺董事会的代表，并拥有双重投票权。而雷诺日产双方交叉持股，雷诺持有日产43%投票权的股份，日产持有雷诺15%的无投票权股份。与此同时，三菱方面拥有军工背景。这样的股权结构令联盟整合的幕后利益关系变得异常微妙。

　　“日产方面认为不想让法方指手画脚，最好的方法把我赶走。事实上，在此前的合作中，我们给了日产很高的自治权。”戈恩说。

　　对于自己离开之后日产汽车的业绩表现，戈恩进行了言辞激烈的抨击。“日产汽车对我的指控损害了公司的名誉和形象，令管理层无法专注工作，自从我被捕以来，日产汽车的市值损失了50亿欧元，相当于每天损失2000万欧元。”他说。

　　2019年彭博全球汽车制造商指数显示，日产汽车的股票的收益表现排名垫底，其股价下滑了28%。同时，日产汽车的利润也跌至了10年来的最低水平。

　　去年，雷诺汽车计划与菲亚特克莱斯勒集团进行合并，但日产汽车方面的反对最终导致计划搁浅。此后，菲克集团选择与雷诺的法国竞争对手PSA集团合并。对此，戈恩表示，“这是不可想象的”。他认为，雷诺-日产-三菱联盟已就此错过问鼎行业顶尖企业的机会。

　　在发布会进入尾声时，戈恩对于“日产独裁者”的恶名做出了直接回应。“用了17年才发现我是独裁者，早干吗去了？”他反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