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聪现在模样的模拟画像
↑申聪儿时的照片
↑申军良制作的寻人启事
↑申军良家清贫的陈设
↑宣判后申军良站在法院门前
每次出门找儿子,申军良对旅馆的要求都不高,只要放得下那重重一大袋寻人启事就行。经历了近14年的寻子之路,在2018年12月28日这一天,广州中院对拐走申军良儿子的人贩子进行了一审宣判。
案件宣判
寻子之路未画上句号
2005年1月4日,申军良即将满周岁的儿子丢了,租住地的邻居周容平、陈寿碧伙同他人抢走了孩子,其中一名嫌疑人还涉及其他多起拐卖案件。
这之后的14年,申军良的生活彻底调转了方向,他辞去厂高管的工作,踏上了寻子之路。
其间,申军良和妻子又有了两个孩子,但新生命的诞生不足以抚平伤痛。两个孩子刚学会说话,申军良就教他们背下了自家的地址、电话,以及遇到危险时该如何呼救。
2016年4月,涉及此案的周容平、陈寿碧等5名拐卖孩子的嫌疑人相继被捕。2018年12月28日,广州中院对此案进行一审宣判,判处周容平、张维平死刑,杨朝平、刘正洪无期徒刑,陈寿碧有期徒刑十年。
只是,法律的制裁还是没换来儿子的出现。申军良陷入了矛盾中,他想找个工作,多年寻子过后,已经欠下了40多万外债,他觉得亏欠家人太多。可申军良也还想继续找下去,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证明自己是个合格的父亲。
犹如梦魇
母亲被迷晕儿子被抢
于晓莉永远记得那个窒息的时刻,她的眼睛和嘴巴突然被捂住了,一股像药酒的味道弥散开来,她睁不开眼,说不出话。
那是2005年的1月4日,丈夫申军良去上班了,于晓莉在广东省增城市的出租屋内做饭。闯入者是两个男人,一个控制住她,另一个用普通话说“封起嘴巴,绑起来,绑起来”。
一个男人用透明胶带封住了于晓莉的嘴,绕着头缠了几圈,又套上一个蓝色的塑料袋,她的手也被反绑了起来。隔了约十分钟,于晓莉挣脱后发现,即将满周岁的儿子申聪不见了。
申军良赶回家里,看见妻子的模样很心疼,于晓莉的眼睛还是睁不开,说话都要大声吼出来。
出事前,夫妻俩正商量着热热闹闹给儿子办个周岁宴,“那肯定要摆上好几桌,高高兴兴的。”
案发前几天,住在申军良家斜对门的周容平、陈寿碧夫妇搬走了。在这之后,警方确定,他们就是抢走申聪的嫌疑人之一。
周、陈夫妇只在这里租住了20天左右,申军良和他们几乎没有交流,只是妻子在楼道碰见时会打声招呼。
但事后申军良回忆,其实早有苗头。斜对门的邻居总是白天睡觉、晚上出去。有一次,于晓莉在家找不到孩子,喊了几声也没人回应,后来顺着孩子声音找去,才发现孩子在他们的房间里。“那些人说是给孩子拿饼干吃。”于晓莉说。
周、陈夫妇消失后,有楼里的租户称,在案发前一天,曾看到他们和两个男子在附近的草地上逗留。
寻子路上
寻人启事装了满满一大袋
报案之后,申军良走上了寻子之路。
申聪被抢走的第二天,申军良没再去上班。老板理解他的情况,保留着他的职位,照常给他发工资。申军良觉得亏欠公司,后来把工作辞了。
寻子路上,申军良大多住在二三十块钱的小旅馆,房间狭小潮湿,但对申军良来说足够了,他只想找个能放下寻人启事的地方,“满满一大袋,很沉”。申军良每次拿着一小沓寻人启事出去分发张贴,发完了再回来取新的。到了晚上,他回到旅馆泡一碗方便面充饥,便上床休息了。
申聪刚被拐的时候,申军良打听到周、陈夫妇可能跑去了珠海。两人曾跟于晓莉说,他们只有两个女儿,没有儿子,申军良以为他们把申聪抱回去自己抚养了。
“当时觉得珠海没多大,很快就能把孩子找回来。”那段日子,申军良更加疯狂,每天都在打印分发寻人启事中度过,晚上困了蹲在墙角睡一会,醒了继续发。
一次申军良走在路上,突然几个人把他围了起来,用刀抵着他的腹部、逼到墙角,问能不能“借用”他的手机。
“我跟他们解释我是找孩子的,寻人启事上面都是我的手机号。手机被拿走了人家就联系不上我了。”这些没能得到对方的同情,申军良的手机和戒指都被抢走了,还被拿走了600块钱。
家底耗光
欠下了十几万外债
2005年初,申军良手上有五六万元积蓄。寻子三年后,他不仅花光了积蓄,还欠下了十几万外债。2008年底,申军良回到河南老家,把之前购置的房和车都卖了。
一个开家具厂的朋友希望他去做厂里的主管,申军良拒绝了这个职位,他想给厂子里开车。“我对家具不在行,而且做管理工作时间不自由。开车时间自由些,也不耽误找孩子。”申军良解释。
曾经,申军良是所有人羡慕的对象,老家人都知道他在南方混得不错,但如今家底一点点耗光。“之前做注塑,厂里最关键的就是我那个部门,我们是龙头部门。”曾经在他职位之下的同事,现如今已身家千万。还有原来厂里的年轻人,现在办起了自己的企业。“他们中很多人出来单干,现在我很少跟他们联系了。”
人贩落网
孩子仍然下落不明
2016年3月,周容平、陈寿碧等多名嫌疑人被抓捕归案,其中嫌疑人张维平参与拐卖了9名儿童,在申聪案中,他作为交易中间人,将孩子转卖到了别处。
人贩子落网以后,申军良以为马上会收到孩子的好消息。他买了很多给申聪用的书包、衣服。在申聪被拐后,妻子又生下了两个男孩。“如果家里两个小家伙不跟他玩怎么办?”申军良也担心几个孩子之间会有隔阂。
申军良还想到了该怎么把孩子接回来,他想亲自开车,方便孩子的吃喝、休息。申军良借了辆车停在楼下,一直等着警方的电话。
十几天过去,一直没有孩子的消息传来。
申军良又坐不住了,他再次出发去了广州。张维平此前供认孩子被卖到了增城区,申军良继续在这里寻找,还是用贴寻人启事的办法。但后来,警方发现张维平在说谎,他重新供认孩子被卖到了紫金县。
2017年夏天,有人向申军良提供线索,紫金县一个孩子跟申聪非常相似,不但长得像,年纪和抱回来的时间都非常吻合。申军良马上坐车赶过去,他在那家人住所的对面守着,连看了两天,孩子进进出出,“越看越觉得像”。
申军良陷入了矛盾中,他看那家的孩子生活条件优越,房里摆着一架钢琴,“我儿子就应该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他又开始担心儿子真的回来了,能不能融进自己这个家。
申军良最后还是联系了警方,DNA检测出来,这个孩子不是申聪。
寻子多年
申军良成了“寻人专家”
张维平被捕后曾交代,9起拐卖儿童案均通过一个叫梅姨的中间人完成交易。2017年6月中旬,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向社会发布征集线索的通报,公开了梅姨的模拟画像。
梅姨的真实姓名不详,现年65岁左右,身高1.5米,会讲粤语和客家话,曾长期在增城、韶关新丰地区活动。除此之外,再无更多有效信息。
办案民警曾带张维平在紫金县找到梅姨的前男友。该彭姓男子称,他十二年前曾与一名50岁的妇女交往,六年前就没有联系了。据其称,该女子叫番冬梅。可在公安信息网查询,没有相关年龄范围的同名女子。
梅姨至今没有归案,找不到她,也就意味着无法找到孩子的“买家”。目前,警方正在根据接触过“梅姨”的人员描述,重新进行模拟画像。
孩子一直没有消息,几年的寻找下来,申军良自己成了“寻人专家”。找人时,他有了一套自己的技巧。
周容平未到案时,申军良发现自己的一个朋友和周的老乡是同事,申军良经常把钱给朋友,让他请周的老乡吃饭,借机打探周容平的消息。
他也学会了分辨各种线索的真伪,当有人告知关于孩子的消息,申军良通常会先去看看孩子长相、家长的情况,然后把家庭的详细情况记下来交给警方。
有人打来电话,说遇到个问路的人,感觉很像梅姨。申军良仔细分析后说:“应该不是她,她对那块很熟,不至于要问路。”
残缺的五口之家
小儿子刚学说话就反复教他家人的联系方式
2018年12月28日,广州中院对此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判处张维平、周容平死刑,陈寿碧有期徒刑十年,另两名涉案人员杨朝平和刘正洪判处无期徒刑。
这和申军良期待的结果多少有些差距。他认为陈寿碧不是从犯,而是主犯。当初周容平、陈寿碧夫妻住在申军良一家的斜对面,两人多次找机会跟申聪接触。申军良表示,接下来他将向检察院提出抗诉。他也有别的担心,周容平和张维平什么时候会被执行死刑?能不能等到找到孩子以后?如果他们死了,找到梅姨后,谁能指认?
申军良也没把判决结果告诉妻子,于晓莉在事情发生之后遭受了很大打击,前年11月,她才重新找了份打扫卫生的工作,这份工作也是家里目前主要的经济来源。
申军良家现在住在济南,屋里空荡荡的,几张椅子是从楼下捡来的,柜子上放着两台笨重的旧式电视机,“电视是二手的,孩子们也不怎么看”。
身边两个孩子的衣服都是路边摊上买的,冬天的棉袄不超过50块,更没什么玩具。申军良感叹,“亏欠他们的太多了。”
一家人从2009年就租住在这里,那时候的租金是每个月600块,房东了解这个家庭的情况,这么多年没怎么涨过价。之前申军良父母住在这里的时候,客厅里挂张帘子,隔出来的部分就成了他们的卧室。听说房东有卖房子的意向,申军良恳求房东,“你不要卖了,如果卖了我们一家人搬都没地方搬啊。”
申聪的弟弟们出生后,一家人对孩子的安全问题都特别警惕。刚开始,于晓莉的神经很敏感,每天把自己和孩子关在房间里。
申军良说,自己的父母和妻子对两个孩子几乎寸步不离,孩子刚学会说话时,家里人就反复教给他们家人的联系方式、父母的名字、家里的地址。
前阵子申军良看到一条新闻,几个人在抢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男孩拼命呼救挣扎,引起了路人的注意并报了警,后来警方抓住了人贩子。申军良把这段视频反复播放给两个孩子看,教他们遇到这样的情况一定要大声呼救。
申军良有时候会想,如果申聪长大了,现在应该也是15岁的小伙子了,他可能上了初中,正为成绩或者暗恋的姑娘烦恼。
关于申聪实实在在的记忆,只有襁褓中那段短暂的时光。
申军良回忆,有一次儿子哭得很厉害,抱着申军良,哭湿了整个肩头。“这么多年了,他再哭的时候,还会有人抱抱他吗。”
据悉,“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理事长张宝艳也曾帮助过申军良寻找儿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她表示,希望被拐儿童的家长们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因为她曾经遇到过孩子回来时家长却已经不在了的案例。
她也希望家长过好自己的生活,“如果孩子的买家家庭条件比较优越,而亲生父母的家庭相对贫困,孩子可能不愿意回来。”在寻找孩子方面,张宝艳建议家长如果得到关于孩子的线索,交给专业的机构可能比自己孤军奋战更有效。“申军良现在的情况比较明确,买家的范围已经缩小到了一个县。但是有的家长如果在全国各地盲目地寻找,往往会拖垮了自己的身体和家里的经济状况。”(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