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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办兵工厂的启动资金从何而来?

2018-01-05 17:51 来源:澎湃新闻网
  

  曾有朋友问笔者,为啥不写写民国时期的官办兵工厂,而专写红色军工。其实并不是不能写,而是写出来怕引起争吵。在笔者看来,清末的中国军事工业虽然举步维艰,而且大多是封建官僚用来邀功和增强个人权势的工具,但总有一点办工业的样子。到了民国年间,军事工业本应扩大,但到了30年代初,面临日本侵华的威胁,国内竟然没有几家能够制造身管火炮的兵工厂,岂不怪哉?

阎锡山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是清末军事工业大多带有明显的派系色彩,结果民初遭到清洗,随后国民党再对北洋背景的兵工厂进一步清洗,一来二去老厂大多败落。另一方面,从洋务运动开始“买”和“造”的争论,在民国期间愈演愈烈,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军事工业的良性发展。

晋造山炮

  造炮专业户

  那么民国时期官办兵工厂里面有没有值得说一说的呢?当然有,比如金陵兵工厂,是清末李鸿章创立的兵工企业,在民国期间逐渐压过汉阳兵工厂和上海兵工厂,最终在西南成为支撑抗战中国陆军作战的主要兵工企业。当然这些老厂古木逢春,主要要靠特别之人,金陵厂就应该感谢李承干。而其他诸如汉阳兵工厂、德州兵工厂这样的企业,因为缺乏合适的掌门人,或者干脆消失,或者逐渐凋零。不过,民国年间也有些兵工厂崛起,例如巩县兵工厂,虽然因为日本侵华而草草内迁,但好歹在中国兵工史上留下了“巩造”的印记。当然相对于太原兵工厂的成就,巩县兵工厂的命运就显得相当无奈。

金陵制造局

  太原兵工厂的成就,主要在于制造炮械。除太原厂以外,1931年前,汉阳兵工厂、上海兵工厂和奉天兵工厂都拥有造炮能力,但是随着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爆发,奉天兵工厂被日寇占领,上海兵工厂在搬离上海的过程中被汉阳和金陵瓜分,而陆军和兵工署人员认为汉阳厂制造的汉十年式山炮性能落后,结果汉阳厂造炮能力也被束之高阁。在这种情况下,太原兵工厂成为国内硕果仅存的火炮厂(确切地说是线膛平射炮,因为金陵兵工厂还在生产迫击炮),它生产的晋造系列火炮,大量装备晋绥军、桂军、川军以及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

  那么蒋系中央军的火炮从哪里来?当然还是靠买。抗战前从德国进口的150毫米加榴炮和105毫米轻榴炮性能先进,但是这些火炮价格高昂,而且是为西欧和中欧作战环境量身打造的。也许有朋友会说,都是火炮,西欧和中国的差距在哪呢?这差别还真挺大的。比如中国采购105毫米轻榴炮之后,发现一个问题,这款火炮无法用骡马等大牲口挽拽行军。这倒不是德国人坑我们,而是德方在设计这款火炮时,压根就没有考虑过畜力挽拽的问题,因此没有设计和制造相应的前车。二战爆发后,德军入侵法国和低地国家时,除了使用本国的欧宝卡车外,还大量掠夺占领区的车辆,保证了后勤需要。但当德军转锋入侵苏联时,却意外发现,竟然还有如此恶劣的道路环境和自然环境,在可怕的俄罗斯严寒中,当地耐寒的马匹是挽拽火炮的唯一选择。无奈的德国人只好参考老式火炮的前车,制造了一批新的前车,算是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中国购买的105毫米轻榴炮,在抗战初期大量被遗弃在战场上,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牵引车辆被毁,又无法畜力挽拽行军。那么有没有为中国战场专门制造的武器呢?当然有。日本侵略者的很多装备就完全以中国战场作为假想作战环境来设计,小到三八大盖,大到能够在中国三种轨制上自由机动的九五式铁路装甲车,这样的型号比比皆是。

  那么太原兵工厂生产的火炮,是不是都是按照中国战场和军队的特点来设计的呢?阎锡山和他的兵工管理团队在这方面做出了相当多的努力。南京理工大学保存着一门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火炮,它采用克虏伯150毫米重榴弹炮的炮架,但是身管长度达到22倍径,远超常见的克虏伯出口型重榴弹炮。据说这款火炮就是阎锡山在1935年要求克虏伯方面设计的。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日军的150毫米重榴弹炮给中国守军造成了惨重的伤亡,也给中国将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阎锡山没有蒋系中央军的财力,又不愿意仿制一战德军的落后装备,便直接要求克虏伯工程师在成熟炮架设计上加装长身管,借此来提升射程。

  不过太原兵工厂最经典的产品,并不是这样的巨炮,而是轻便灵活的山炮。1938年1月28日,八路军总部炮兵团在山西临汾举行成立大会。全团共有战斗兵员近千人,装备12门晋造山炮和4门国产82毫米迫击炮。此外还有炮兵团机关和一个观通连、1个宣传队。所谓晋造山炮系1924年(民国十三年)太原兵工厂根据日本出口型山炮仿制而成的,实际上是日军制式山炮的简化修改版,当时中国陆军也采用这款75毫米山炮作为制式山炮,除山西太原兵工厂外,1921年(民国十年)汉阳兵工厂、1925年(民国十四年)沈阳兵工厂分别根据进口的日制山炮进行了仿制。日制75毫米山炮射击精度好、易分解,采用液体弹簧式复进机和双轮复单腿式炮架。其机动方式为2马挽拽或6马分解驮载,也可以由炮兵排13人背负行军。与日军制式型号相比,中国仿制的山炮射程有所下降,但仍可以采用日军弹药。1938年1月八路军总部炮兵团的山炮,有4门1936年红军东征中从晋军手中缴获的,另外8门是1937年9月从滹沱河中打捞出来的(晋军被日军击溃后推入河中)。

  在解放战争中,阎锡山又命令太原兵工厂仿制了日军的九四式山炮,定名为民36式山炮。结果这款火炮和九四式山炮一起,成为人民军队从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期间最主要的炮兵装备。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九四式/民36式山炮时出镜率最高的炮械,因为除了参阅方队装备的108门山炮外,解放军礼炮部队还备了54门75毫米山炮。后来,我军礼炮部队装备的第二代礼炮仍然是在九四式/民36式山炮基础上改装而来的。直到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期,我国领袖认为在迎接日本领导人鸣放礼炮的场合,不应该使用缴获的日式山炮,这才命令太原厂在自制的54式76毫米加农炮基础上制造我军第三代礼炮。

太原厂保存的九四式山炮
第二代礼炮

  制钱赚大钱

  那么,阎锡山是如何依靠一省之力,建立起庞大的军事工业企业呢?估计很多朋友首先会质疑“庞大”的说法。但是阎锡山的太原厂确实可以用庞大来形容。30年代的西北实业公司,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军工企业,而是包含采矿、采煤、冶金、炼焦、炼油、化工、机械制造、水泥、皮革、面粉.....等一套完整的,自给自足的轻重工业配套体系,对晋军而言,除装备的武器,发射的弹药外,所穿的军服,甚至吃的面粉,用的火柴,都是由西北实业公司制造的。单单从军工角度,阎锡山的太原厂可以制造轻武器和大口径、中口径的山炮、野炮、迫击炮,以及重榴炮、飞机、汽车和铁路车辆。

  阎锡山醉心于搞小而全的整套体系,符合他商人子弟的出身背景。据说1917年阎锡山向日本采购了一批步枪和炮械,日方开口就是十万,阎锡山大感肉疼,认为投入十万建厂,才是长久之计。这也不能怪阎老西,1915年阎锡山给袁世凯的劝进贡金也只有2万而已。

  作为民国新军阀,阎锡山在接受军事教育前,首先接受了山西传统的商贾金融教育。阎家发迹是从曾祖泰兴经商致富开始,阎锡山的父亲阎书在五台县开设了“吉庆长”钱铺,在这里阎锡山学会了如何进行金融投机,也学习了如何印制和保持“钱帖子(民间商号自行发行的纸币)”的流通,还练得了一手算盘技巧。

阎锡山对经济有独到的认识。

  经商的经历使得阎锡山对经济有独到的认识,也影响了他此后的用人和行事。具体到办军工方面,办兵工厂的决策时算经济账的结果,而筹措兵工厂最初的启动资金,则更突显了阎锡山骨子里的“钱铺老板(晋绥军官兵骂阎锡山抠门的提法)”本色。据说阎锡山有句口头禅:“一个制钱押十宝,十头骡子驮不了。”这其实是一句与赌博相关的土话,押宝是赌大小,押对了的话赔三倍,连赢四次,就是1048576枚制钱,十头骡子当然无法驮动。而阎锡山在20年代开始搞军事工业,首先盯上的财源,就是山西省内流通的制钱。

  民国期间,制钱始终在民间流通,直到抗战时期,八路军的军工人员还在根据地收购制钱,用作炼锌材料。山西民间长期将制钱作为主要的辅币,但因为每一枚制钱价值有限,因此其计量单位基本是吊。不过各地对一吊到底是多少枚制钱有着不同的看法。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山西省内的商品流通。1918年,阎锡山正是以高步青为局长,建立铜元局,有趣的是,铜元局是在山西督军署修械所基础上建立的,原修械所翻砂、锻工、木样和机器四厂中最优秀的技工都被优先补入铜元局。

  不光是山西,民国期间四川等地都将制造铜元作为省府重要财源,由于铜元采用机器制造,也成为许多兵工厂的前身,奉天兵工厂兴办之初,大量使用奉天铜元局培养的人员。而四川军阀混战中曾多次围绕成都铜元局展开巷战。中央政府也明白铸造铜元是一本万利的事业,因此规定除中央制造的铜元外,各省制造的铜元只能在省内流通。

  对此,阎锡山采取了阴奉阳违的做法。他下令铜元局制造一批不带省名的铜元,秘密向全国流通。除此之外,山西铜元的原料是从山西和陕西各地采购的铜元和废铜,在制造中缺斤短两,进一步节省原料。按照规定,铜元有两种面值,可以兑换10枚或20枚制钱,一块银元可以兑换400枚铜元。但实际上,一枚可兑换10枚制钱的铜元,成本不足5枚制钱,也就是说,获利至少达到一倍。而一枚兑换20枚制钱的铜元,制造成本仅为5枚制钱,也就是说获利达到三倍。最终,到1926年山西铜元局撤销时,阎锡山从中获利至少360多万元,如果再计算各种没有入账的贪污收益,总收益在400万以上。

阎锡山为太原兵工厂修筑的办公楼

  有了这笔启动资金,阎锡山在1920年将山西巡抚胡聘之在光绪年间草创的修械所扩建为“军人工艺实习厂”,这一年从上海买回的子弹制造机正式开机,每日可制造子弹2万枚。随后,阎锡山便开始逐步完善上下级配套工业。例如购入火药成本较高,阎锡山便建立起山西火药厂,从制造硫酸和硝酸开始,最终形成日产硫酸2吨、硝酸1吨,无烟火药180公斤的规模。正是因为有了高质量的火药供应,山西生产的弹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北方军阀中威力最大的。冯玉祥部队在中原大战中获得了一批晋造手榴弹,使用后惊呼“又干又脆,一炸粉碎”。后来阎锡山的这套制酸设备的核心铅室,在日军占领太原后继续为日寇生产杀人凶器,在抗战后期被美军空袭炸坏,解放战争时期阎老西竟然将其从废墟中挖出,接着使用。

  有朋友估计会说,通过制造铜元来抠钱,其实还是从老百姓手里“榨油”啊。但在笔者看来,制造铜元至少一定程度上便利了山西省内以及与全国的商品流通,比之军阀预收税负和贩卖鸦片的行径,要“干净”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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