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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被流放的张闻天

2017-11-13 18:21 来源:羊城晚报
  

  近日,口述历史作家周海滨的新作《失落的巅峰:六位中共前主要负责人亲属口述历史》中,张闻天之子张虹生讲述了张闻天在肇庆鲜为人知的六年流放生活,和“肇庆文稿”得以保存的过程……

  “文革”开始后,在北京的父亲,遭到一次又一次批斗,并被“监护”了523天,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1969年10月20日,有人向他们宣布解除“监护”,遣送广东的中小城市,限三天之内离开北京。10月24日,他们带着养女小倩,在专案组的监送下,坐上了“北京―广州”的特快列车。

  26日到达广州,暂住广州军区第二招待所。三天后,被送到离广州110公里的肇庆,住在市郊牛岗军分区干部宿舍的一所平房里,开始了岭南的流放生活,在那里,他们整整生活了六年。

  父母被遣送广东肇庆实施软禁时,上面还通知张闻天的名字停止使用,另取化名,对外保密。父亲说,既然我是普通人了,就叫“张普”吧。这个化名一直伴随到他含冤去世。

  1973年,我去看父亲,父亲当时的半导体,短波没有被去掉,因为可以熟练地使用英语和俄语等多国语言,因此他有时会收听外国电台的广播新闻,身边监视的人发现后汇报上去了。

  上面就下文,禁止收听,后来他改用耳塞在室内听。当时,父亲的冠心病已经很严重了,除了隔日与保健医生下盘象棋,几乎没有其他活动,见到我,又开始谈论国家经济政策。

  现在回想起来,印象最深的场景就是我从肇庆回新疆,他很舍不得,一直送我,送到半路他走不动了,坐在路边大口地喘气,双手捂着胸口,面色发紫。我自己去的码头,他一直在那儿看,看着我走远。

  我回头几次看,他一直在那儿看,那是一种深沉的注视、使人心碎的注视。三十多年过去了,至今我仍记忆犹新。而以前,父亲从来不送我。

  在肇庆时,父亲曾分别向我和蔚训、秀君等亲属谈到,他很想有一天能在大会上发发言,文稿将来能出出书,给决策者们作作参考,能再为国家做点什么。这样过去受我株连被打成“张闻天反党集团”成员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恢复名誉后都能施展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父母生活上的艰苦也让人难以置信。他们的工资早在1968年受到“监护”时就已被扣发,存款也被冻结,以至于刚到肇庆时只能向军分区借款权当生活费用。他们每天的菜就是豆腐、青菜,鸡蛋都很少有。

  三个月后,上面才发给他们每月一点“生活费”。即便这样,他们也是一星期甚至半个月才买一条鱼或一点肉。两位老人自己做饭,料理家务。

  1974年夏天,父亲被允许参加地方党组织生活与工作。但不准打电话;不准与外面人员接触;不准离开宿舍区;甚至军分区机关放电影,也要请示后才能去看;监管人员每月都要往上汇报一次思想动态,有重大思想问题更要及时汇报。

  父亲被监视得很严,干什么、写什么都是要汇报的。所以父亲写什么都是背着他们写。或许父亲比较有人格魅力,主要负责监视的警卫员对父亲渐渐佩服起来,对他的看管就放松起来,父亲就有机会多写一些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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