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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初期我为国民党军编写《游击战术纲要》

2015-07-06 18:28来源:中共党史网

 

  1989年,有位朋友为我在重庆图书馆查找到了一本《游击战术纲要》。这是我在1938年写的书。上面印着:“重庆读书生活出版社;作者:陶剑青(我当时用的笔名)”。

  相隔50多年后,我第一次看到自己写的书。这半个世纪后的馈赠,使我久久不能平静。思绪万千的我又回到了中国人民蒙受战争灾难的那些日子。

  一

  抗战全面爆发时,我19岁,刚从红军大学调至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驻扎在山西五台县苏子坡。1937年至1938年间,大批东北、平津、山西等地的知识青年奔向革命,投入抗日的队伍。此时,抗战前线急需大批军政干部,他们之中的一部分同志经过随营学校的政治、军事等培训后,即开赴战场。我当时在学校任支队长兼军事课教员。

  一天,八路军收到一封来自国统区的信函,落款是邹韬奋。信中希望八路军能为抗日军民提供一本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的书。其实,这是国民党方面通过关系向八路军索要军事理论书。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校长韦国清,把邹韬奋的信件交给我说:“正好你教这一课,就由你来写吧。”红军队伍是在游击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可以说每一个红军战士的自身经历就是一本游击战的活教材!当然,把战斗经验写成书,还有相当一段距离。在那动荡的岁月里要坐下来“爬格子”,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我手里除了一本苏联的小册子和听过报告的记录外,再没有什么资料可供参考。

  二

  万事开头难,记得我拟过十多次提纲,都毁了,直到最后满意为止。由组织先把提纲和写作计划寄到重庆,在得到同意和答复之后,便采用完成一章,寄出一章的办法进行。并且是自己誊写,自己画战略图解和各种表格,自己校对,可谓孤军奋战。每章书稿的寄出,都是煞费苦心,先由同蒲路最南端的风陵渡辗转送到西安,然后空运到重庆。历经三个多月,共完成17万字,分15章。除总编外,还包括游击队的组织、作战方针、任务、侦察、警戒以及行军宿营、遭遇战、退出战斗、通信联络和后方工作等内容。书后还附录了四位八路军将领的短文:林彪的《抗战经验》、刘伯承的《我们在敌人后方的战术的应用》、萧克的《论平地游击战》以及郭化若的《游击战争战术上的基本方针》。

  从我接受写书任务到完稿,部队辗转于山西五台县苏子坡、榆次、汾阳、孝义、盂县、交城、文水等地,驻扎时间最长的是在洪洞县(约两个月)。我带着这本未完成的书稿,随时准备着转移或投入战斗。

  书的最后一章,是从洪洞县寄出的。没想到不久竟接到出版社寄来的稿酬,是一大捆邮票。国共合作期间,邮票是通用的,甚至还可以当做货币来使用。那时生活十分艰苦,拿着这笔稿费,我和同学们到小馆子改善生活,用完餐后掏出邮票付账,引得同学们开怀大笑。

  《游击战术纲要》一书在重庆正式出版后,因道路、通信被日军截断,与出版社的联系也就中断了。几十年来,我始终未能见到自己写的这本书是什么样的。

  三

  1994年,在黄埔军校建校70周年纪念会上,一位从台湾来的国民党老军人在闲谈中对我提到:“1939年,国民党在湖南南岳集中了一批抗日前线各战区的军官,学习八路军的游击战术。当时学的就是《游击战术纲要》一书。”

  我问他:“可记得此书作者?”他说:“不就是陶剑青先生吗?”我说:“鄙人是也。”

  这位80多岁的国民党老军人连忙起身拱手:“你是我的老师。”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共和国蒸蒸日上,人民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我要告诉人们的是:沉睡在图书馆的这本书,是在硝烟弥漫的抗日年代诞生的,曾在炮声隆隆的战场上对抗击日军发挥过作用。今天,《游击战术纲要》早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但它带给我对戎马生涯的回忆却是无穷无尽的……

  作者 陶汉章 口述 董福庆

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网